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工資條例》草案修改接近尾聲，何時正式公布尚未確定。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該草案最大的亮點是工資增長需要協商，企業增長要與職工工資增長適度掛鉤。不過，中國勞動保障報社法律事務中心高級顧問白永亮表示，工資增長與企業增長掛鉤只是作為一項原則性的提議。
　　對于工薪階層的民眾，工薪就是生存根本，工薪的獲取就是最大的利益訴求，這一訴求需要有回應的渠道。而工資集體協商，似乎就是這樣一個期望中的訴求渠道。如果職工工資增長若能與企業掛鉤，似乎更能增加工人在與企業進行工資協商時的博弈砝碼。不過，完備的法制社會光有制度條文不行，還需要有嚴密無漏洞且可執行的法律條文，以及建立起一整套可操作的程序，否則，對受益者而言，產生的就可能是紙上的權利。
　　且不說很多企業由于其工會組織所處的弱勢地位這一現實困境，就足以造成工資協商是個難以完成的任務。就職工工資和企業增長掛鉤而言，由于企業的增長有綜合增長、規模增長、利潤增長、產量或銷售增長等等各項指標，那么，在哪一項指標增長時，與職工工資掛鉤，就難免讓人產生困惑。這一困惑，就可能導致職工工資與企業增長掛鉤成為一項紙上的權利。
　　如果是僅僅考察利潤增長，那么企業的利潤增長不僅與經營有關，而且與投資方式、大的經濟環境都有密切關系，并且很容易被人為控制，就此而言，就可能發生企業為規避為職工漲工資而控制利潤水平的現象。
　　經濟學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常識，即使一個企業的利潤沒有增長，但如果固定資產價值的增加，也同樣會導致企業規模性增長。目前很多上市公司年利潤幾乎沒有變化，但凈資產額度卻在一直增加，就是這個道理。但類似這樣的企業增長，是否要和職工工資水平掛鉤，工人們恐怕是很難得到答案的。況且，就如中國勞動保障報社法律事務中心高級顧問白永亮指出的那樣，“現在的草案里寫出來的只是工會有權利與企業協商工資增長、增長的幅度，但這種協商企業是否必須回應，企業如果不回應有怎么樣的后果，交代得不清楚。”而且目前很多企業，尤其是一些巨型外資企業，為了避稅，在財務報表上體現零利潤甚至負利潤的現象比比皆是，對于這樣的企業，我們又如何考察其增長情況？為此，對于未來的《工資條例》中，職工工資與企業增長掛鉤這一點，我們似乎也難以產生太多的期待。
　　另外，現有的《公司法》與《工資條例》草案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沖突。《公司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企業“研究決定有關職工工資、福利等問題，應當事先聽取公司工會和職工的意見，并邀請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列席有關會議”。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需要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制定，而僅僅聽取意見和列席會議顯然是不能達到工資協商目的的。
　　用工資與企業增長掛鉤來保證工人的收入水平，目的無疑是好的。但這種制度如果不預先消除歧義，只進行原則性規定，那么是無法高估該制度在實際中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