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近日發布的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細則中，金融服務領域的開放政策中明確提到“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基層信貸公司的組建、入股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類型金融機構的改制。
　　作為一份國家層面的指導性文件，旨在指明金融開放的方向和圈定涉及的領域，至于具體的執行措施、開放程度、部門分工，尚待相關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互相協調。縱觀我國民間金融發展的歷史，各地民間金融“不合法”的繁榮延續多年，政策上對內開放之難亦是有目共睹。在金融行業“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的三大基石中，目前僅有證券基金業實現了較大程度向民資開放，保險行業僅有極少數具有民資背景，而銀行無一例外仍是國有。
　　我國的銀行大致分為三級：國家層面的五大銀行巨頭和少數全國性大型股份制銀行、地方政府組建的商業銀行以及以農信社為主體的農村金融機構，此次新政主要的開放領域就是后兩類。五大銀行巨頭一直以來是我國的金融“動脈”，負責將巨額資本以信貸的形式輸送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也正是因為此，即使在經歷了改革上市，五大行都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國有”的資本結構。與之類似，地方商業銀行也扮演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角色，并且都以地方國資委或者財政部門作為主要股東。
　　深厚的官辦背景使得民資進入地方商業銀行困難重重。我國銀行業，尤其是地方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比較單一，基本依靠存貸款的“凈息差”生存，這種一本萬利的盈利方式很難讓地方政府真正意義上讓出部分股權，至于讓民資成為大股東更是難上加難。
　　因此，始終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資本進入高度國家化的銀行領域，需要的不僅是鼓勵和支持，而是銀行業國有資本的實質性讓步和對民資的觀念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