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正步入“劉易斯轉折區域”已是不爭的事實，代工模式由此也已走到了臨界點。
　　長期以來，中國依靠豐富而又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投資，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工廠”。但在國際產業鏈中，由于中國企業處在附加值最低的中間制造環節，其利潤主要來源取決于人力成本的差值，使得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生存根基很容易被勞動力的短缺及其成本上升所動搖。中國制造業雖然規模巨大，但由于缺乏獨立的市場和用戶，缺乏自主知識產權以及國際市場定價權和話語權，企業實際獲得的利潤非常微薄。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經濟發展是現代工業部門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的過程，這一過程將持續到把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干凈，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為止。當一個國家的勞動力供給不再具有無限彈性，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或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相等，即兩個部門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經濟發展的“拐點”就出現了。而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面臨“劉易斯拐點”的重要指標，是工人真實工資水平的上升。中國近幾年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以及最近出現的“漲薪潮”，與中國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這個大趨勢不謀而合。
　　中國代工模式暴露出來的不僅僅是低工資問題，還包括工人各種勞動保障的缺位，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等等。這對老一代農民工來說，也許還不構成多大的威脅。因為他們自小在艱苦的環境下成長，吃苦耐勞，對惡劣的勞動環境有相當的忍受力，掙到一些錢后又回家安心務農去了。新一代農民的成長環境大不一樣，他們大多從決定背井離鄉那刻起就已經決定要留在城市，成為現代文明城市中的一員，享受現代化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愿意為之奮斗。他們的就業范圍更加廣泛，自主擇業和維權意識更強，因而他們在應聘崗位時，不僅對工資福利待遇要求較高，而且還會產生諸如自我發展、生活享受等需求。這實際上是對體面勞動的訴求。對于已通過了國際社會責任標準SA8000認證、在最低工資保障和勞動環境做得并不差的富士康，還是接連出現極端事件，就充分說明，勞動者的需要不僅包括滿意的收入和物質生活，還包括充分的社會保護和充盈的精神生活。
　　加薪和體面勞動的訴求，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導致內外資本的外流和經濟增長的減緩。但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這意味著存在經濟梯度轉移的可能性，從而可以降低“劉易斯拐點”突然來臨帶來的風險。只要我們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實現產業轉移與升級，那么，“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就不會是一場災難，反而可以為國家和企業的發展與轉型提供良好的機遇。
　　面對勞動力短缺、成本增加和利潤減少，中國企業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是加快實現產業向內地梯度轉移，繼續依賴勞動力低成本優勢保持競爭力；二是努力從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底部向兩端發展，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為此，首先要加大研發力量的投入，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加快淘汰落后的生產工藝和設備，減少用工量，緩解用工荒。同時要大力發展處在產業鏈兩端的、用工量少、附加值高的設計和營銷服務，以拓展更大的利潤空間，最終實現從“制造企業”向“創造企業”、“服務企業”的轉變。其次，要切實轉變經營理念，重視履行社會責任，更多地注重保護勞動者的人身安全，改善勞動者的勞動環境、維護職工的各項物質和精神生活權益，尊重勞動者的人格尊嚴，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學習知識、培訓技能的渠道，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效率來節約勞動力總成本，調動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創造性。
　　對國家來說，加快實現產業轉移和升級，不僅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縮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而且有利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特別是中西部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進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實現由政府投資和外需推動向依靠內需推動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尤其要擔負重要的作用。如完善相應的法律，對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提供制度支撐，建立健全勞動保障體系，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使勞動者的權利得到有效落實。再如加快國民財富分配體制的改革，改善財富分配結構，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和消費水平，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內外失衡的格局。還有，加快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能人才培育機制，形成一支高技能、高素質的產業大軍，緩解就業結構性短缺的矛盾；另外，在稅收及產業政策等方面扶持企業實現產業轉移和升級，引領經濟結構向合理的國內經濟分工格局演變。

 (作者系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