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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07 作者:劉能華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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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相關領域當前有三個熱點話題。第一，去年我國加大投資、促進消費，有效地緩解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那么，是不是我國已走上了內需為主的發展道路？第二，在金融危機尚未退去的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戰爭硝煙彌漫，中國如何應對當前的貿易戰與匯率戰爭？第三，這次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貿戰略從原來強調出口，開始重視進口，出口與進口到底是什么關系？
筆者認為，我國外貿以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為主，而加工貿易會必然會帶來順差，而危機后全球經濟再平衡需要時間，雖然發達國家高消費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中國高儲蓄率和發達國家超前消費習慣短期內難以根本轉變，中國“過剩產能”一定程度上必須以“凈出口”的方式來化解。中國雖然大力倡導內需，但因為這涉及社保體制、收入分配結構等深層次問題，所以一定時期內，政策導向還是“擴大內需，力保外需”。外貿刺激政策短期內不會退出。但隨著經濟復蘇內強外弱的特征，進口增速總體上仍將快于出口增速，全年的外貿順差規模將比去年略微縮小，外貿對GDP的貢獻有望從上年的負拉動轉向中性。
隨之而來的是，貿易戰不可避免。去年，中國代替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并保持著全球第二大進口國的地位，上升中的貿易大國面臨貿易摩擦增加不足為奇。當前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危機，歐美等經濟體進口替代與出口促進結合的新重商主義盛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短期內難以平息。發達國家失業率高位徘徊使得貿易保護不再是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具有拉選票的政治屬性。考慮到貿易戰是個別國家、對我國特定商品、在一定時期內實施的，對我國出口全局影響有限，所以不必過于擔心。但我們要加快貿易促進和貿易摩擦應對工作機制建設，將貿易摩擦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而匯率戰則明顯不同。匯率是一國貨幣對外價格，直接而全面地影響到我國進出口的價格。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已升值17.4%，而我國同期外貿依然保持高達20%的年均增長率。有人據此認為，我國外貿與匯率關聯不大。事實是否如此？誠然，占我國外貿半壁江山的加工貿易由于兩頭在外，對匯率相對不敏感。但另外半壁江山的一般貿易呢？際上，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原材料價格高位運行的情況下，當前外貿已進入微利時代。筆者實際調查中發現，一些出口為了渡過難關，保證開工，不得不讓利海外采購商，目前一些行業的利潤率還不到5%。而在外貿微利時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的累積效應將更加明顯。考慮到外貿在我國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剩余勞動力轉移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筆者認為，外貿對出口不敏感的時期已經過去，人民幣升值的累積效應正在從“量變”向“質變”轉化。
當前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談到經濟增長動力必談出口，而對進口重要性的認識卻遠未及。按照上世紀三十年代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恒等式，凈出口（出口總額減去同期進口總額，即順差）直接形成一國GDP。但是，凱恩斯沒有考察進出口商品的微觀結構，忽略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保羅·克魯格曼才提出“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真正獲益的部分來自進口”的觀點。隨后，Grossman和Helpman作了大量實證研究，證明了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進口可以提高生產力，帶來更加長久的利益。
目前我國進口商品的構成，基本是“三分天下”：機電產品約占進口總值50%，高新技術產品約占30%，大宗商品約20%。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進口的兩大動力：投資拉動大宗商品進口，加工企業的出口引致型進口。從目前的國際分工來看，中國勞動力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短期內我們很難改變“國際代工”的角色。但是從戰略眼光來看，我們在加強自身研發創新的同時，應該加大高新技術產品引進力度，或通過FDI資金帶動技術進口等渠道，加快技術進步。當然，這還涉及到其他經濟體對技術和高技術產品輸出的限制政策調整。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嚴格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限制制度，人為地給自由貿易設置了障礙。今年，奧巴馬提出了5年貿易翻番計劃，而美國的優勢恰恰是高新技術產品，美國政府正在修改出口控制體系。筆者因此認為，中國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要用戰略的眼光，加大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引進力度，增強消化吸收能力，尋求外貿增長的長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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