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日前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并發揮工會“大學校”作用，有針對性地加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不斷滿足職工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廣大職工有尊嚴地生活，實現體面勞動。
　　在勞資矛盾的多發期，在富士康跳樓事件連續出現的當下，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這樣的《意見》，當然是必須的。富士康跳樓系列事件之所以會發生，這其中不僅有個人問題、有企業管理問題，更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加強心理疏導，當然可能緩解農民工的情緒，但這恐怕也只能解決淺層次的問題。
　　《意見》罕見地指出，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這無疑指出了維穩問題的關鍵所在。不久前，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布報告稱，現有穩定思維的最大誤區之一，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這一論斷，無疑是對現有片面維穩思維的糾偏。
　　企業職工的權益要想表達有力，工會無疑應該發揮積極作用。遺憾的是，一些工會從屬性定位上說是職工組織，但實際上更像政府或企業的一個部門，更多地承擔了協助政府或企業開展工作的責任，較少發揮民主參與和社會監督的作用。鑒于此，《意見》提出“創新工會組建方式”，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教授認為，富士康接二連三跳樓自殺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中國工人在工會保護缺位的環境下遭遇徹底“原子化”；如果不是勞動環境極其惡劣，工人個體極度缺乏團體關懷，決不會發展到接連選擇跳樓自殺的程度。從這個角度看，落實廣大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創新工會組建方式”，可謂迫在眉睫。
　　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這一觀點是沒有錯的。但維權的主角應該是職工自己，而不是由被主導的工會。唯有讓勞動者創新地組建工會，唯有讓工會成為勞動者真正的維權靠山，勞動者才可能有與經營者乃至政府談判的地位，其真正意義上的自我維權才會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