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首次明文確立死刑證據裁判原則，明確了對于明顯違反法律和有關規定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應當予以排除。比如，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但讓人疑惑的是，誰來認定用于定案的證據是否為刑訊逼供而來？兩院三部對此明確發文，理論上會減少刑訊逼供，對于保護公眾權益意義不容否定，但成效大小還有待觀察。
　　其實，原有法律本身就已禁止刑訊逼供，何況刑訊逼供對嫌疑人的人身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損害，屬于極端嚴重的反人權行為。但難題正在于此，法律很難被嚴格執行。動輒濫用暴力刑訊逼供，根源在于權力監督、制衡機制存在問題。當然，這也是最難于解決的，因為一切權力的濫用說到底都是這個問題。而那些看似正常程序羈押的涉案人員非正常死亡，事實上更多是由于公安機關對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的習慣性依賴。
　　這就涉及到對犯罪嫌疑人拘留和逮捕、關押的問題，也就是刑訴制度的非法羈押隨意性太大。根據《刑事訴訟法》，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時間為一般14天，特別情況可延長到37天；普通嫌疑人逮捕關押的時間為2個月，案情復雜、情況特殊的還可達5個月。很明顯，這樣大的彈性，基本讓長期關押沒有任何障礙，并且不用負責。正是法律的留有余地，為隨意拘留留下了空間。要減少刑訊逼供，就要對此嚴格規范，讓不該被抓的人免于被抓的可能，這樣才能防止屈打成招、防止更多的非正常死亡。
　　要真正實現對公眾權利的保障，讓刑訊逼供的事情不再發生，簡單地規定孤掌難鳴，必須從根本上制約和限制權力的任意。至少，要從修改刑訴制度開始，不再為隨意拘留留下空間。而且，要為公民起訴被刑訊逼供留有制度救濟渠道，第一步是必須受理，然后舉證上應該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