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莊一市民向報社反映，開學沒多久，他上高一的孩子就時不時地朝她要錢，說因為上學遲到，被老師罰款5至10元。這讓家長感覺難以理解。記者深入采訪了解到，一名高一男生說，他曾因遲到被老師罰款，“有一次，老師還讓我辦個包月，說只要交納200元至300元，就可以天天遲到。”（4月7日燕趙晚報）

　　其實，罰款包月，并非石家莊這所學校首創，此前重慶秀山一所學校也出臺過類似班規：“不交作業罰1元；說臟話罰1元，包月30元”。
　　罰則頻出，源于對罰款執法的生搬硬套。時下，一些執法部門可以行使罰款權力，這似乎給了懶惰的教育者一個不良啟示。這里且不說教育部門并不具備罰款權力，也不說罰款的流向是個問題，單看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應，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體罰更為惡劣，它不但誤導學生對于金錢的理解，以為有了錢就可以“買”來遲到，助長孩子的金錢萬能和一切向錢看思想，還弱化了教育功能，教育者等于拱手把教育的權力和職責給讓度出去，這恰是教育的失職。
　　教育的重要功能在于教化，“罰款包月”無異于撩起了教育蒼白而乏力的面紗，讓人們看到了教育賴以生存的教育、說服、疏導等功能正在被弱化或喪失，取而代之的只是管理手段的簡單化，反映了教育管理上的惰性、懶政和黔驢技窮。從根本上講，這是教育者缺乏“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和法治意識的體現。如今，一些教育者舍棄了對學生的尊重，只信奉“嚴格”與“約束”，而以經濟制裁為手段的“罰款教育”，更是違反了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規，侵犯了學生的合法權益，無疑是教育的一大敗筆。
　　其實，無論罰款多少，對學生來說都是一種傷害，哪怕是一名“款爺”級學生，也不會情愿大方地掏出罰款。教育是個細活，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對于有遲到等小毛病的學生，作為教育者，不妨找到原因，對癥下藥，謀求富有“技術含量”的其它手段，進行“綜合治理”，如調整作息時間、減輕課業負擔、請家長配合等，只要教育者按照教育原理，投入足夠時間、精力和耐心，讓學生養成良好習慣，改掉遲到毛病，應該并非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