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國大型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倒閉已過去了兩年，這一事件觸發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人們已從這次經濟危機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訓，但在很多領域，失敗的經驗卻一再被忽視，如嚴加管制信用評級機構、清除管理混亂、重建資本充足標準、強調潛在的宏觀經濟失衡等。這其中最異乎尋常的，見于由國際貨幣基金三位經濟專家共同執筆的一篇論文。這篇文章聲稱更高的通脹率將會在危機期間留給貨幣當局更多削減利率的余地。
　　如果中央銀行能這樣做，他們將進一步降低利率。但是名義利率的下限阻止他們這樣做。 這篇報告說，“很明顯，到達為零的名義利率下限是昂貴的。更高的平均通脹和更高的名義利率，將使更多地降低利率成為可能，因此也很可能減少出口的下降和財政情況的惡化。”
　　如果這一建議來自其他組織，它可能已被拋棄了。但是它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使它已不是一個有很大信任度的國際組織，也還是存在一個真實的危險，那就是許多面臨債務負擔的政府可能發現，將更高通脹率作為正當理由為其辯護是有誘惑力的。
　　這樣的認知將摧毀自20世紀80年代起與通脹艱難斗爭所取得的成果，而這些成就是未來持續成長的基石。如此的失誤如果來自一個門外漢，那還可被原諒，但犯此錯誤的是我們視為導航者的專家，這就不能不讓世界警醒。畢竟，一旦這種觀點取得進展，拿什么來阻止其支持者采取更激進的做法呢？因為很可能他們到時會覺得4%的通脹率都低，要到10%，因為這樣可能讓利率下降到-10%。這是一條非理智的不歸路。

(作者是《經濟時報》社論版高級編輯米蒂利·布斯努馬特 賀艷燕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