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走了，地王來了。
　　北京因兩會推遲至3月15日拍賣的6宗土地，再創成交價新高——其中，遠洋地產以40.8億總價、2.75萬/平方米樓面價競得的崔各莊鄉大望京村1號地，成為望京區域總價及單價雙料地王；而大興亦莊住宅商業地塊則由中信地產以52.4億競得，成為2010年北京首個總價地王。
　　對此華遠總裁任志強在其微博(http://t.sina.com.cn)中憤然道：“四環之外的望京高達二萬九千多元的樓面地價明顯的是在與溫總理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精神唱對臺戲，成功地再一次推高城市整體的樓價水平，北京又為全國的樓價上漲做出了證明和榜樣。”
　　如果任志強的邏輯是正確的，那他其實就是幫兇之一，因為華遠集團也參加了競拍。任志強顯然是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貍，若真想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盡一份力，他就應該學蔡銘超——競拍得手后放棄掉，把拍賣給攪黃。
　　由此一事件，或可讓我們重新質疑央企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上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但也要看清楚，那52億最終進了誰的腰包。高地價與高房價之間并無因果關系，它們都是作為“結果”而存在，而共同的原因則是政府對土地的控制。短缺導致漲價，絕對短缺導致絕對漲價。
　　當然，即使不惜以房地產業的崩盤為代價，完全放開土地供應也并不現實。而房價居高不下，也并非只有土地稀缺一種因素，比如房地產作為一個投資品種，同股市一樣天然存在泡沫。但審視中國房地產現狀，問題依然在“供應不足”，其所存在的泡沫也正是以“供應不足”作為支撐。
　　回觀30年前的中國，并無所謂“房價”問題，足證計劃經濟可以徹底抑制房價。但另一個事實是，正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成長，中國人的房子也才越來越大、越來越好，以分配代替市場，絕非抑制房價的正途。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在局部實行“計劃”，比如加大經適房、廉租房建設，由政府主導分配——這不僅解決了低收入階層“住”的問題，還可一定程度上減少商品房需求，從而抑制房價。
　　但事實上，這又是很難走通的一條路。經適房、廉租房建設的資金問題、效率問題，分配中的公平問題、腐敗問題，等等，尚在其次，更深層的原因則是，“賣地”是很多地方政府取得財政收入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要從土地上取得更多的收入，是既不會更多地供應土地，也不會建更多的經適房與廉租房。或言這是政府的自私、政府不顧民間疾苦，但政府是抽象的，從邏輯上來說，政府將賣地收入用于城市建設或市民福利保障，不同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嗎？
  　也就是說，要抑制政府賣地，就必須為它尋找一個替代品，這個替代品就是“稅收”——是加重老百姓的稅負還是加重老百姓買房的負擔，這是一個兩難問題。或者還有第三條路徑，那就是放緩城市發展的進程，壓縮城市的公共支出，讓我們的公共建設與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保持在同一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