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金融外交思想趨于成熟了——這是筆者在聆聽完溫總理在14日答記者問后的主要感受。
　　此次對話，共有13名記者提了14個問題，其中除了民生、國內經濟刺激政策退出、中央對臺灣和香港的政策外，其余10個問題都是涉及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外交的問題，包括：1.人民幣匯率問題；2.全球經濟是否會有二次探底，中國如何應對；3.有西方人士指責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傲慢的問題；4.貿易保護主義；5.中國大國責任；6.中國外商投資環境問題；7.外匯儲備投資方向；8.中美關系如何回到正常軌道；9.全球經濟再平衡與中國責任；10.民意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影響力等。
　　14個問題中的10個是對外經濟金融的提問，這個比重前所未有，說明中國經濟已成為當今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國的對外經濟金融決策對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已經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客觀地說，這10個問題大多數有明顯西方價值取向色彩，問得并不客氣，甚至是刺耳的。但溫總理的回答坦誠透明、不卑不亢、有理有據。
　　就坦誠透明而言，他非常客觀清晰地描述了哥本哈根的60小時，讓西方某些人士的小動作無所遁形，還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積極、認真、負責的本來面目。
　　就不卑不亢而言，在回答外商投資環境的問題時，他說：“在應對金融危機當中，我們實行了許多刺激經濟的政策：家電下鄉、汽車以舊換新，我們都采取公開招標的辦法。參加招標的既有國內企業，也有國外企業。”這很容易讓人聯想美國政府救市時買國貨的條款。
　　就有理有據而言，在回答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他所列舉的一系列數據非常清晰，事實勝于雄辯！
　　在這些直觀印象的背后，更值得看重的是，溫總理的回答所折射出來中國經濟和金融外交思想已經趨于成熟。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國家，在加入國際經濟循環的對外開放中，一直處于不斷探索的進程中，中國或多或少有著被外部規則和國際金融輿論牽引的特征。這集中表現在兩點上：一、在微觀企業層面，外資企業對中國國內企業擁有超國民待遇，比如外資所得稅曾長期為15%，而國內企業為33%，逼迫得大量內資出口轉內銷，變成外商投資企業；二、在人民幣匯率等國際宏觀經濟金融的問題上，國際經濟輿論和海外金融權威對中國政策的影響力相當大，而我們往往難以提出更公正合理的理論支持，并堅持自己的核心經濟利益。
　　然而，這次總理的答記者問，完全沒有替別人“消氣”或“送禮”的味道，在不卑不亢、自信自強之后，更深層次的當是中國對外經濟金融外交思想的系統和成熟。
　　首先，他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和金融主權是中國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態度非常堅決：“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上，即使是中國很窮的時候，我們也是錚錚鐵骨。”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太深重了。因此，他們對于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懷有強烈的感情。我們的外交政策基本出發點還是要維護國家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主權和領土完整。”
　　在外匯儲備資產的具體問題上，他說：“國家的金融資產不容得有一點的閃失。在這里，我還要強調另外一面，美國國債是以美國國家信譽作擔保的，我希望美國以實際行動讓投資者放心。”
　　第二，強調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中國與其他國家經濟競爭上的規則統一公平性，即使用同一個標準，而非雙重標準。他指出：“我們要從法律上為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而且使外國的企業能夠享受同中國企業一樣的公民待遇。”在國與國之間亦是如此——“我對有些國家要提高出口的比重予以理解，但是我所不解的是，為了提高本國的出口而貶低本國的幣值，反過來又企圖用施壓的辦法來強迫別國的貨幣升值。我以為這種做法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
　　第三，也表現了經濟金融合作的誠意和柔性。我們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我們主張協商，通過平等協商總會找到互贏或者多贏的渠道”；“我們的對外方針還要考慮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中國又是一個重友誼、守信用、有尊嚴的民族，平等對待對我們友好的民族，也是我們最重要的出發點”。
　　由上述三點可見，中國的經濟金融外交的內核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由以前或多或少為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而往往被動滿足外部要求的特征，轉向了中國一貫的政治外交的核心思想——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平等互惠。
　　產生這一重大變化的背景，一方面在于中國已經較深地融入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對全球經濟金融的游戲規則，甚至是潛規則已經不再陌生，某些國家的對己一套、對中國一套的雙重標準已經失效；第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國際經濟和金融出現收縮，中國經濟金融的外部空間被收縮，風險性在加大，由外部匯率和金融動蕩對中國造成沖擊的隱患已經被中國高度重視。
　　在溫總理的記者招待會后的今天，筆者相信，中國經濟金融的外交思維已經進入了相對成熟期，中國在未來遭遇外部經濟和金融沖擊的風險將降低。

（作者系資深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