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常修澤教授的學術論著，可以發現，他的研究一直以來基本上是圍繞著制度創新和發展轉型來展開的，且主要是沿著三條線路進行：第一條線是人本經濟理論；第二條線是產權經濟理論；第三條線是發展轉型理論。在人本經濟理論和產權論研究方面，他已先后出了《人本體制論》和《廣義產權論》。在轉型理論方面，他正寫的書，題目叫做《中國第三波轉型》。
　　中國正處在歷史性的經濟社會轉型中。當前被人們熱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正是現階段轉型的焦點。常修澤教授此次與本報記者的訪談，就是從中國第三波轉型的話題出發，進而探討發展方式轉變問題的。

　　關于中國第三波轉型

　　經濟參考報：您在新書書稿中說，從中國歷史縱深大視野審視，我們現在面臨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為什么叫做“第三波轉型”？
　　常修澤：第一波是社會制度轉型，是從1919年開始，這個轉型是以1949年為標志，轉型已經完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我在書稿后面加了一個小注，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邊緣。當時要建立新民民主主義社會，但是非常遺憾，并沒有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思去做，很快就拋掉了新民主主義，所以我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歷史上是“流星”，很快閃過去了，閃過去之后很快墜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轉型，叫做經濟體制轉型，是以1978年為標志開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個雛形應該說已經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堅的過程中，第二波轉型遠遠沒有完成。
　　經濟參考報：就是說，第一波轉型和第二波轉型都是不徹底的，都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次轉型，是不是意味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多向度轉型？
　　常修澤：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理論研究人員，應該著眼于未來，所以我現在思考，在經濟體制轉型的基礎上，從更大的視野、更高的層次思考中國轉型的問題，下一波轉型，就是第三波轉型，應該轉哪里呢？我列了三條。
　　第一，由邊緣到前沿。中國現在雖然站起來了，但還是站在世界的邊緣上。考察當代世界，從經濟領域上看，經濟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貨幣體系格局，雖然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日本，有可能一兩年后變成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世界貨幣體系里面人民幣基本上沒有地位，這很不相稱，還是被邊緣化。下一步中國應該由邊緣向前沿轉移，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期待。
　　第二，由隔閡到融合。中華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進文明之間有很深的隔閡。最近有很多事例給我心靈上撞擊，比如前不久網上對中外混血青年的議論，反映出目前社會對這樣一種事物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我們的現代文明跟人類的進步文明還是有很多隔閡。去年故去的人類文明理論家亨廷頓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沖突》，我沒有用“沖突”，我用的是“隔閡”。我個人認為，按照世界和諧的期待，中國的文明應該和世界其他的先進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雖然現在還很難融合到一塊兒，但是應該通過交融，最終達到“融合”。現在世界上，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有斯賓格勒的“活力論”，有湯因比的“成長論”，有列維·斯特勞斯的“均衡論”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論”，因為，我們國家如果要真在這個世界上崛起，那么就要由隔閡走向融合。
　　第三，由不可持續到可持續。這是對文明的一種期待。我這本書的基本理論，也就是“告別邊緣、告別隔閡。走向復興，走向融合。興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國要振興，要復興，但是不應該傲慢，尤其不能夠獨霸天下，融，但是要自我約束、要不卑不亢。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共同打造人類文明。這是在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國家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人本：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經濟參考報：那么，現階段包括“十二五”期間，中國如何轉型？
　　常修澤：我認為，中國的轉型發展方略應該是八字方針：“人本、綠色、創新、協調”。
　　經濟參考報：“人本”在您的方略里排第一位。以人為本，在我國的歷史上一直被高度倡導，但一直位居邊緣。如果人本思想真的能落實到我們的執政理念和發展政策當中，貫徹在社會治理和法制建設當中，那將是歷史性、突破性進步。
　　常修澤：人本，首先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我把關于人本的問題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從橫向、縱向和內核三個層面準確把握“人”的含義。
　　從橫向來說，這里的人不應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應指多數人，而應指“全體公民”。近年來，有一個流行的話叫做“讓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個理論出來以后引起我的思考。我覺得不應提某一部分人或所謂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中國共產黨現在是一個執政黨，理念上不應該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謂“多數人”，而應該指“全體公民”。
　　就我們實際工作來說，在人的問題上沒有打到邊，兩邊都有一些遺忘，尤其是弱勢群體，比如城里的下崗職工、農村的貧困農民、幾千萬殘疾人，這都屬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因此橫向打到邊，實際上是一種邊緣關懷，或者叫底層關懷。中國現在兩極分化比較厲害，貧富差距比較大，要想法改變這種格局，尤其需要邊緣關懷、草根關懷。
　　貧富差距大已經令人可怕，但最可怕的是這種貧富差距大的格局制度化、定型化、固化。只要不固化就有辦法調過來。一旦貧富格局固化，那么這個國家就很危險。要給草根階層、弱勢群體、邊緣人群提供一個上升的管道。這個問題在中國很嚴重，但只要管道通，即使有階層分化也可調過來。
　　從縱向來說，這里的人不應僅指當代人，而應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
　　最近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就是一個涉及人類跨代發展的問題。人類一年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272億噸，中國排放60億噸，占20%多一點，大氣變暖、冰川熔化、海平面上升，小島嶼國家面臨滅頂之災、沿海城市再往后幾十年也面臨威脅，眼下看沿海城市問題不突出，但是考慮后代發展，人類要應對嚴重威脅。
　　從內核分析，這里的人不應是“單需”之人，而應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質需要、精神需要、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需要，特別像浙江這樣的發達地區，老百姓進入小康之后，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所以我們應該把人看成多需之人。
　　第二，拋棄“人本工具論”，樹立“人本實質論”。
　　我發現，現在人們雖然都講以人為本，但我聽著有兩種不同的以人為本觀：一種是工具論的以人為本，一種是實質的以人為本，而且這兩點都有鮮明的表現，我想我們要拋棄這個人本工具論，特別是對于各級領導層來講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第三，由“不完全的、基礎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漸進式提升。
　　因為我們現在處在社會主義階段，因此現在講的人本還屬于基本面上的，要解決一些例如就業、減貧、社保等的基本需求，再發展到使全體人民“共享”四個方面高端的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物質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文化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社會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政治成果。所以這里講究一個“漸進性”。
　　第四，“雙線均衡”：尋求經濟市場化與社會公正之間的最佳均衡點。
　　“十二五”期間乃至“十三五”，這個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市場化和公正化這兩條線不是水火不容的，是可以兼容的——搞市場化未必不公正，尋求公正也未必拋棄市場化，盡管兼容難度很大。我們在未來發展當中、轉型當中，要學會在社會公平和市場化這“兩個雞蛋上跳舞”，而不是把兩個雞蛋打破，這是領導駕馭能力的體現。如果打破市場化，這個國家肯定要倒退，我們不是沒有看到這種類似的跡象。
　　2008年，特別是2009年以來，在有的地方，用各種名目，把民營企業擠出來。本來，國有資本的配置包括“進”、“退”是有原則的，但是近年來國有資本卻出現了不合理的擴張傾向，有些競爭性領域，比如競爭性比較強的房地產行業，近來國有資本進入較多。這就使國有資本的配置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局。圍繞“進”、“退”問題，在兩種力量——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之間出現“資本博弈”。這是2009年出現的部分現象。當前這種“變局”如何發展，會不會演變成更大范圍的“大變局”？值得關注的是，在權貴資本假借行政權力的干預之下，經濟的托拉斯傾向出現。這是按照市場化的思路來辦嗎？
　　同樣，要是打破公正化這個雞蛋，這個國家也很麻煩。這里我引用了老子《道德經》里的六個字“知常容、容乃公”。我們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呢？國家決策者的胸懷要寬廣，有容乃大嘛，容量大了你才做到公平；然而，怎么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講“知常”，關鍵要掌握這個“常”，了解這個“常”，這是畫龍點睛的地方。這個“常”是常規、是規律，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掌握了客觀規律的人，胸懷就會寬廣，胸懷寬廣、容量大以后，才能夠公平公正。后面還有一句，“公乃王”，辦事公道才能做領導，才能被選為“王”。

　　綠色：由“環資啟蒙”向生態社會

　　經濟參考報：您對人本的詮釋，我覺得應該算很全面的了。很理性，也很有感性色彩，我很受教益。我迫不及待地想聽您對“綠色”的精辟見解了。
　　常修澤：精辟未必，但一定要理性。感性也要為理性服務。
　　中國已經有了環境資源的意識，下一步要向生態社會轉型。怎樣綠色發展？我提四個管道。
　　第一個重要管道，向技術要綠色。通過提高技術水平、改進技術裝備、研發新技術來節能減排。從這個意義上說商機是很大的，新能源、環保、設備行業會有一個相當大的發展。
　　第二個重要管道，向結構調整要綠色。特別是產業結構，一個是二三產業之間要調結構，一個是第二產業內部也要壓縮耗能污染產業、門類，向結構要綠色。
　　第三個重要管道，向政策要綠色。向政策或者政府的制度安排來要綠色。政府要有所作為，比如說提出一些相關政策，應該及時推出，或者至少形成一個方案，就是環境稅，國家應有這個舉措。環境稅背后不是市場力量，是政府的力量，我覺得可能會成為整個節能減排的重要管道。
　　第四個重要管道，向市場力量要綠色。市場的力量關鍵就是環境產權制度。二氧化碳千百年來，甚至千萬年來都不是商品，都不是資產，沒有產權，它雖然也是一種物質，但是沒有產權關系。現在世道變了，自從京都議定書框架有了以后，人們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一旦達成一種協議，就出現一個新的情況，就是各國承諾減排，假如超過了指標怎么辦？反過來通過節能減排，有富余指標怎么辦？于是出現碳產權交易。原本碳不是商品，可變成商品；不是產權，會變成產權。所以我建議大家研究環境產權，給每個企業、每個個人身上都安上一個環境產權的“馬達”，逼每個地方自動減排，這是用經濟手段、市場力量。
　　我現在非常擔心：提出節能減排、環保友好型社會，提出綠色經濟、綠色發展以后，又搞計劃經濟那套東西。一提節能減排，政府就采用懲罰、獎勵、強制手段。我們國家計劃經濟根深蒂固，慣性很大。怎么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怎么用產權，這在中國沒有這個經驗。在國際上有這樣的先例，像倫敦、澳大利亞、芝加哥有幾個碳交易所，中國也應該有這種新的產權關系，這里涉及四個方面，就是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產權保護。

　　創新：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

　　經濟參考報：說到創新其實很尷尬。中國是一個“加工大國”，但是一個“創新小國”。這說起來像是個技術問題，但稍微深究一下，就發現原非如此。它涉及我國的教育體制、科研體制和產業制度、產權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深層問題。這是個難題。
　　常修澤：既然是個難題，我們另找時間專門談。我想說，我們起碼應該有一個戰略目標，然后奔著這個目標，圍繞這個目標，逐個解決那些阻礙創新的體制制度問題。這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大任務。
　　最近，中國在美國推出一個大的國家廣告，叫做“中國制造”。為什么做這個廣告呢？中國一些產品在世界上受到非議和責難，質量不好，三聚氰氨案對我們創傷很大。從這個意義上，商務部和國新辦打廣告是有用的，是有價值的，我是支持的，但是這個廣告給世界傳遞一個重要信號，還是“中國制造”。面對著“十二五”、“十三五”，其實應該轉型了。過去30年，我們給人家一個印象是“世界工廠”，下一步應該向創新高地來轉變，由制造向創造轉變，這才是轉型升級的一個關鍵戰略。
　　這一點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全國經濟“塊頭”現在搞的比較大，去年國內生產總值33.5萬億人民幣，今年如果按9.5%的速度的話，中國將成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為了這33.5萬億，是非常辛苦的，其中加工制造占較大比重，現在我們要研究向創新轉型。
　　我看了2007年世界專利的數據，三方專利，美國是5.2萬件，中國是5400件，恰好是美國的1/10。但是我們有十三億人，美國才兩億多人，這樣一比，兩個國家的差異就很尖銳。而且更使我心里痛楚的是，排在中國之前的有韓國，韓國地域小，人少，但是他們專利比我們多。下一步，我們要加快創新轉型。

　　協調：內外、產業、區域、城鄉四方面協調

　　經濟參考報：方略之四：協調。您選擇這樣一個看起來給人感覺似乎比較泛泛的詞，放在轉型方略里面，一定有您的道理。需要協調的事太多了，協調什么，誰來協調？
　　常修澤：中國經濟社會結構不平衡的矛盾，主要包括內外的矛盾，產業的矛盾，地區不平衡矛盾，城鄉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協調。
　　先說內外協調。要由出口導向向內外聯動轉變。不應過分批評出口導向型，外需也是一架馬車。這次金融危機暴露我們過度依賴出口。2009年一季度，出口下滑很嚴重；二季度好一點；到了四季度已經起來了，所以過度依賴外需，確實有風險。下一步要挖掘內需潛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個亮點就是擴內需，而擴內需里邊關鍵是擴私人消費內需和私人投資內需，而不是政府投資內需。我接受新華社的訪談，提出“調整收入分配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過去，把收入分配看成公平的問題，是對的，但現在應該研究收入分配怎么跟增長、跟內需掛鉤。
　　其次是產業結構協調。要由工業立國向產業協同轉變。前年我應邀訪臺。我比較了兩岸產業：一產，大陸11.3%，臺灣是1.45%；二產，大陸48.6%，臺灣27.5%；三產，大陸40.1%，臺灣71.05%。兩個經濟體，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有差異。這給我們一些啟發。經比較，感覺大陸下一步發展第三產業的緊迫性很強，我很贊成幾年內第三產業比重提高到45%這么一個追求，現在看來有望實現。除了產業之間，二產本身也要調整。整個國家要由工業立國向產業協同轉變。
　　其三是區域結構協調。要由板塊碰撞向區域協調轉變。核心問題是避免板塊碰撞。轉變要重視幾個因素：地緣、民族宗教、生產力的差異，要注意協調東、中、西、東北這四個板塊。現在有一個新的動向，各個省都在打自己有特色的一張牌，讓國家發改委乃至國務院批準經濟區或者說示范區。2009年以來，據我所掌握，已經批準了10個左右，由省里面提出來的省內或者跨省經濟區，納入國家規劃。如江蘇打出了江蘇沿海經濟區的牌，福建打出了海西經濟區的牌，安徽打產業轉移示范區的牌，江西要打鄱陽湖牌，等等，等于迫使各地必須出牌。一方面從地方說要打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從中央說也要掌握“度”，適可而止。
　　其四是城鄉結構協調。要由城鄉二元向城鄉一體轉變。這是一個大的轉型。擴內需，特別是擴消費內需，一個動力源就是居民消費；第二動力源就是中國的城鎮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推進這個浪潮，就可以帶來很大的社會需求。但對中國的城鎮化要有深刻的把握：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結構問題。
　　根據我對人類文明的理解，城市文明跟鄉村文明最大的區別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不在于高樓大廈，關鍵在于城市是按照“市民社會”這么一個思想來構建社會結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貫徹的人本主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條理念在這里要實現。要搞城鎮化，搞城市的發展，公民社會是題中應有之義。公民社會這個范疇早晚要出現。
　　要搞城市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城市這樣一個社會架構，要求“社區自治”。目前城市的組織結構是按照行政系統組織的。真要搞城市化，真要按照市民社會發展，城市里就沒有必要搞多級政府。一個城市可以就搞一級政府，下面是功能區，而不是現在的行政區，功能區下面是社區，市政府、功能區、社區，然后到居民那一層。現在，深圳已經開始摸索，有的功能區面積可能跟原來行政區差不多，但是人大政協這套系統沒有了，管委會是派出機構。功能區下面是大社區，是群眾自治的組織，社區下面還有小區。

　　由單向度的經濟轉軌轉向“五環改革”

　　經濟參考報：如果總結一下您的談話，我覺得九九歸一，都離不開“改革”兩個字。
　　常修澤：是的，轉型的根本在于體制的轉型，體制的轉型根本在于改革。
　　中國改革的第一個30年已經過去，新階段的第二個30年已到來。前30年，中國關注的重點是經濟改革，我有三句話：前30年重點是經改，經改重點是國企，國企重點是競爭性領域。意味深長的是，雖然推進競爭性領域改革，但是結果競爭性行業并不盡如人意，2009年爭議大的恰好是競爭性領域改革問題。接下來30年，不僅僅搞經濟體制改革，而應有新的追求。
　　去年，我發了一篇論文，題目叫《中國下一個三十年改革的理論探討》，提出，下一個30年，歷史賦予我們中國的，應該是類似奧運“五環”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生態環境制度改革，這“五環一體”的改革，環環相扣，融為一體。每個環的中心在于：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和諧化、價值先進化、生態文明化。
　　要把握“五環改革”之間的“交扣性”，使之交融一體。同時，要增強改革的動力。這幾年來改革動力有一些衰減，這個問題不光是局部問題，也是整個全局的問題。改革動力衰減，這是一件很令人憂慮的事情，怎么解決動力的問題，把人民群眾中所蘊含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呼喚出來、激發出來，這從一定意義上說，需要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需要一場更廣闊更深刻的改革。

[作者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者。
    1979年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曾任該所副所長，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5年調入北京，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
    兼任：清華大學兼職教授、香港中小企業國際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等。
    常修澤教授著有《人本體制論——中國人的發展及制度安排研究》《廣義產權論——中國廣領域多權能產權制度研究》等著作，被海內外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