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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正面臨第三波歷史大轉型
      對話經濟學家常修澤
          2010-03-12    作者:本報記者 田如柱    來源:經濟參考報

          讀常修澤教授的學術論著,可以發現,他的研究一直以來基本上是圍繞著制度創新和發展轉型來展開的,且主要是沿著三條線路進行:第一條線是人本經濟理論;第二條線是產權經濟理論;第三條線是發展轉型理論。在人本經濟理論和產權論研究方面,他已先后出了《人本體制論》和《廣義產權論》。在轉型理論方面,他正寫的書,題目叫做《中國第三波轉型》。
        中國正處在歷史性的經濟社會轉型中。當前被人們熱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正是現階段轉型的焦點。常修澤教授此次與本報記者的訪談,就是從中國第三波轉型的話題出發,進而探討發展方式轉變問題的。

        關于中國第三波轉型

        經濟參考報:您在新書書稿中說,從中國歷史縱深大視野審視,我們現在面臨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為什么叫做“第三波轉型”?
        常修澤:第一波是社會制度轉型,是從1919年開始,這個轉型是以1949年為標志,轉型已經完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我在書稿后面加了一個小注,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邊緣。當時要建立新民民主主義社會,但是非常遺憾,并沒有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思去做,很快就拋掉了新民主主義,所以我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歷史上是“流星”,很快閃過去了,閃過去之后很快墜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轉型,叫做經濟體制轉型,是以1978年為標志開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個雛形應該說已經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堅的過程中,第二波轉型遠遠沒有完成。
        經濟參考報:就是說,第一波轉型和第二波轉型都是不徹底的,都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次轉型,是不是意味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多向度轉型?
        常修澤: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理論研究人員,應該著眼于未來,所以我現在思考,在經濟體制轉型的基礎上,從更大的視野、更高的層次思考中國轉型的問題,下一波轉型,就是第三波轉型,應該轉哪里呢?我列了三條。
        第一,由邊緣到前沿。中國現在雖然站起來了,但還是站在世界的邊緣上。考察當代世界,從經濟領域上看,經濟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貨幣體系格局,雖然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日本,有可能一兩年后變成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世界貨幣體系里面人民幣基本上沒有地位,這很不相稱,還是被邊緣化。下一步中國應該由邊緣向前沿轉移,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期待。
        第二,由隔閡到融合。中華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進文明之間有很深的隔閡。最近有很多事例給我心靈上撞擊,比如前不久網上對中外混血青年的議論,反映出目前社會對這樣一種事物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我們的現代文明跟人類的進步文明還是有很多隔閡。去年故去的人類文明理論家亨廷頓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沖突》,我沒有用“沖突”,我用的是“隔閡”。我個人認為,按照世界和諧的期待,中國的文明應該和世界其他的先進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雖然現在還很難融合到一塊兒,但是應該通過交融,最終達到“融合”。現在世界上,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有斯賓格勒的“活力論”,有湯因比的“成長論”,有列維·斯特勞斯的“均衡論”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論”,因為,我們國家如果要真在這個世界上崛起,那么就要由隔閡走向融合。
        第三,由不可持續到可持續。這是對文明的一種期待。我這本書的基本理論,也就是“告別邊緣、告別隔閡。走向復興,走向融合。興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國要振興,要復興,但是不應該傲慢,尤其不能夠獨霸天下,融,但是要自我約束、要不卑不亢。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共同打造人類文明。這是在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國家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人本: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經濟參考報:那么,現階段包括“十二五”期間,中國如何轉型?
        常修澤:我認為,中國的轉型發展方略應該是八字方針:“人本、綠色、創新、協調”。
        經濟參考報:“人本”在您的方略里排第一位。以人為本,在我國的歷史上一直被高度倡導,但一直位居邊緣。如果人本思想真的能落實到我們的執政理念和發展政策當中,貫徹在社會治理和法制建設當中,那將是歷史性、突破性進步。
        常修澤:人本,首先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我把關于人本的問題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從橫向、縱向和內核三個層面準確把握“人”的含義。
        從橫向來說,這里的人不應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應指多數人,而應指“全體公民”。近年來,有一個流行的話叫做“讓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個理論出來以后引起我的思考。我覺得不應提某一部分人或所謂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中國共產黨現在是一個執政黨,理念上不應該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謂“多數人”,而應該指“全體公民”。
        就我們實際工作來說,在人的問題上沒有打到邊,兩邊都有一些遺忘,尤其是弱勢群體,比如城里的下崗職工、農村的貧困農民、幾千萬殘疾人,這都屬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因此橫向打到邊,實際上是一種邊緣關懷,或者叫底層關懷。中國現在兩極分化比較厲害,貧富差距比較大,要想法改變這種格局,尤其需要邊緣關懷、草根關懷。
        貧富差距大已經令人可怕,但最可怕的是這種貧富差距大的格局制度化、定型化、固化。只要不固化就有辦法調過來。一旦貧富格局固化,那么這個國家就很危險。要給草根階層、弱勢群體、邊緣人群提供一個上升的管道。這個問題在中國很嚴重,但只要管道通,即使有階層分化也可調過來。
        從縱向來說,這里的人不應僅指當代人,而應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
        最近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就是一個涉及人類跨代發展的問題。人類一年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272億噸,中國排放60億噸,占20%多一點,大氣變暖、冰川熔化、海平面上升,小島嶼國家面臨滅頂之災、沿海城市再往后幾十年也面臨威脅,眼下看沿海城市問題不突出,但是考慮后代發展,人類要應對嚴重威脅。
        從內核分析,這里的人不應是“單需”之人,而應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質需要、精神需要、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需要,特別像浙江這樣的發達地區,老百姓進入小康之后,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所以我們應該把人看成多需之人。
        第二,拋棄“人本工具論”,樹立“人本實質論”。
        我發現,現在人們雖然都講以人為本,但我聽著有兩種不同的以人為本觀:一種是工具論的以人為本,一種是實質的以人為本,而且這兩點都有鮮明的表現,我想我們要拋棄這個人本工具論,特別是對于各級領導層來講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第三,由“不完全的、基礎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漸進式提升。
        因為我們現在處在社會主義階段,因此現在講的人本還屬于基本面上的,要解決一些例如就業、減貧、社保等的基本需求,再發展到使全體人民“共享”四個方面高端的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物質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文化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社會成果;共享改革發展高端的政治成果。所以這里講究一個“漸進性”。
        第四,“雙線均衡”:尋求經濟市場化與社會公正之間的最佳均衡點。
        “十二五”期間乃至“十三五”,這個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市場化和公正化這兩條線不是水火不容的,是可以兼容的——搞市場化未必不公正,尋求公正也未必拋棄市場化,盡管兼容難度很大。我們在未來發展當中、轉型當中,要學會在社會公平和市場化這“兩個雞蛋上跳舞”,而不是把兩個雞蛋打破,這是領導駕馭能力的體現。如果打破市場化,這個國家肯定要倒退,我們不是沒有看到這種類似的跡象。
        2008年,特別是2009年以來,在有的地方,用各種名目,把民營企業擠出來。本來,國有資本的配置包括“進”、“退”是有原則的,但是近年來國有資本卻出現了不合理的擴張傾向,有些競爭性領域,比如競爭性比較強的房地產行業,近來國有資本進入較多。這就使國有資本的配置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局。圍繞“進”、“退”問題,在兩種力量——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之間出現“資本博弈”。這是2009年出現的部分現象。當前這種“變局”如何發展,會不會演變成更大范圍的“大變局”?值得關注的是,在權貴資本假借行政權力的干預之下,經濟的托拉斯傾向出現。這是按照市場化的思路來辦嗎?
        同樣,要是打破公正化這個雞蛋,這個國家也很麻煩。這里我引用了老子《道德經》里的六個字“知常容、容乃公”。我們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呢?國家決策者的胸懷要寬廣,有容乃大嘛,容量大了你才做到公平;然而,怎么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講“知常”,關鍵要掌握這個“常”,了解這個“常”,這是畫龍點睛的地方。這個“常”是常規、是規律,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掌握了客觀規律的人,胸懷就會寬廣,胸懷寬廣、容量大以后,才能夠公平公正。后面還有一句,“公乃王”,辦事公道才能做領導,才能被選為“王”。

        綠色:由“環資啟蒙”向生態社會

        經濟參考報:您對人本的詮釋,我覺得應該算很全面的了。很理性,也很有感性色彩,我很受教益。我迫不及待地想聽您對“綠色”的精辟見解了。
        常修澤:精辟未必,但一定要理性。感性也要為理性服務。
        中國已經有了環境資源的意識,下一步要向生態社會轉型。怎樣綠色發展?我提四個管道。
        第一個重要管道,向技術要綠色。通過提高技術水平、改進技術裝備、研發新技術來節能減排。從這個意義上說商機是很大的,新能源、環保、設備行業會有一個相當大的發展。
        第二個重要管道,向結構調整要綠色。特別是產業結構,一個是二三產業之間要調結構,一個是第二產業內部也要壓縮耗能污染產業、門類,向結構要綠色。
        第三個重要管道,向政策要綠色。向政策或者政府的制度安排來要綠色。政府要有所作為,比如說提出一些相關政策,應該及時推出,或者至少形成一個方案,就是環境稅,國家應有這個舉措。環境稅背后不是市場力量,是政府的力量,我覺得可能會成為整個節能減排的重要管道。
        第四個重要管道,向市場力量要綠色。市場的力量關鍵就是環境產權制度。二氧化碳千百年來,甚至千萬年來都不是商品,都不是資產,沒有產權,它雖然也是一種物質,但是沒有產權關系。現在世道變了,自從京都議定書框架有了以后,人們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一旦達成一種協議,就出現一個新的情況,就是各國承諾減排,假如超過了指標怎么辦?反過來通過節能減排,有富余指標怎么辦?于是出現碳產權交易。原本碳不是商品,可變成商品;不是產權,會變成產權。所以我建議大家研究環境產權,給每個企業、每個個人身上都安上一個環境產權的“馬達”,逼每個地方自動減排,這是用經濟手段、市場力量。
        我現在非常擔心:提出節能減排、環保友好型社會,提出綠色經濟、綠色發展以后,又搞計劃經濟那套東西。一提節能減排,政府就采用懲罰、獎勵、強制手段。我們國家計劃經濟根深蒂固,慣性很大。怎么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怎么用產權,這在中國沒有這個經驗。在國際上有這樣的先例,像倫敦、澳大利亞、芝加哥有幾個碳交易所,中國也應該有這種新的產權關系,這里涉及四個方面,就是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產權保護。

        創新: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

        經濟參考報:說到創新其實很尷尬。中國是一個“加工大國”,但是一個“創新小國”。這說起來像是個技術問題,但稍微深究一下,就發現原非如此。它涉及我國的教育體制、科研體制和產業制度、產權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深層問題。這是個難題。
        常修澤:既然是個難題,我們另找時間專門談。我想說,我們起碼應該有一個戰略目標,然后奔著這個目標,圍繞這個目標,逐個解決那些阻礙創新的體制制度問題。這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大任務。
        最近,中國在美國推出一個大的國家廣告,叫做“中國制造”。為什么做這個廣告呢?中國一些產品在世界上受到非議和責難,質量不好,三聚氰氨案對我們創傷很大。從這個意義上,商務部和國新辦打廣告是有用的,是有價值的,我是支持的,但是這個廣告給世界傳遞一個重要信號,還是“中國制造”。面對著“十二五”、“十三五”,其實應該轉型了。過去30年,我們給人家一個印象是“世界工廠”,下一步應該向創新高地來轉變,由制造向創造轉變,這才是轉型升級的一個關鍵戰略。
        這一點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全國經濟“塊頭”現在搞的比較大,去年國內生產總值33.5萬億人民幣,今年如果按9.5%的速度的話,中國將成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為了這33.5萬億,是非常辛苦的,其中加工制造占較大比重,現在我們要研究向創新轉型。
        我看了2007年世界專利的數據,三方專利,美國是5.2萬件,中國是5400件,恰好是美國的1/10。但是我們有十三億人,美國才兩億多人,這樣一比,兩個國家的差異就很尖銳。而且更使我心里痛楚的是,排在中國之前的有韓國,韓國地域小,人少,但是他們專利比我們多。下一步,我們要加快創新轉型。

        協調:內外、產業、區域、城鄉四方面協調

        經濟參考報:方略之四:協調。您選擇這樣一個看起來給人感覺似乎比較泛泛的詞,放在轉型方略里面,一定有您的道理。需要協調的事太多了,協調什么,誰來協調?
        常修澤:中國經濟社會結構不平衡的矛盾,主要包括內外的矛盾,產業的矛盾,地區不平衡矛盾,城鄉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協調。
        先說內外協調。要由出口導向向內外聯動轉變。不應過分批評出口導向型,外需也是一架馬車。這次金融危機暴露我們過度依賴出口。2009年一季度,出口下滑很嚴重;二季度好一點;到了四季度已經起來了,所以過度依賴外需,確實有風險。下一步要挖掘內需潛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個亮點就是擴內需,而擴內需里邊關鍵是擴私人消費內需和私人投資內需,而不是政府投資內需。我接受新華社的訪談,提出“調整收入分配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過去,把收入分配看成公平的問題,是對的,但現在應該研究收入分配怎么跟增長、跟內需掛鉤。
        其次是產業結構協調。要由工業立國向產業協同轉變。前年我應邀訪臺。我比較了兩岸產業:一產,大陸11.3%,臺灣是1.45%;二產,大陸48.6%,臺灣27.5%;三產,大陸40.1%,臺灣71.05%。兩個經濟體,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有差異。這給我們一些啟發。經比較,感覺大陸下一步發展第三產業的緊迫性很強,我很贊成幾年內第三產業比重提高到45%這么一個追求,現在看來有望實現。除了產業之間,二產本身也要調整。整個國家要由工業立國向產業協同轉變。
        其三是區域結構協調。要由板塊碰撞向區域協調轉變。核心問題是避免板塊碰撞。轉變要重視幾個因素:地緣、民族宗教、生產力的差異,要注意協調東、中、西、東北這四個板塊。現在有一個新的動向,各個省都在打自己有特色的一張牌,讓國家發改委乃至國務院批準經濟區或者說示范區。2009年以來,據我所掌握,已經批準了10個左右,由省里面提出來的省內或者跨省經濟區,納入國家規劃。如江蘇打出了江蘇沿海經濟區的牌,福建打出了海西經濟區的牌,安徽打產業轉移示范區的牌,江西要打鄱陽湖牌,等等,等于迫使各地必須出牌。一方面從地方說要打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從中央說也要掌握“度”,適可而止。
        其四是城鄉結構協調。要由城鄉二元向城鄉一體轉變。這是一個大的轉型。擴內需,特別是擴消費內需,一個動力源就是居民消費;第二動力源就是中國的城鎮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推進這個浪潮,就可以帶來很大的社會需求。但對中國的城鎮化要有深刻的把握: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結構問題。
        根據我對人類文明的理解,城市文明跟鄉村文明最大的區別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不在于高樓大廈,關鍵在于城市是按照“市民社會”這么一個思想來構建社會結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貫徹的人本主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條理念在這里要實現。要搞城鎮化,搞城市的發展,公民社會是題中應有之義。公民社會這個范疇早晚要出現。
        要搞城市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城市這樣一個社會架構,要求“社區自治”。目前城市的組織結構是按照行政系統組織的。真要搞城市化,真要按照市民社會發展,城市里就沒有必要搞多級政府。一個城市可以就搞一級政府,下面是功能區,而不是現在的行政區,功能區下面是社區,市政府、功能區、社區,然后到居民那一層。現在,深圳已經開始摸索,有的功能區面積可能跟原來行政區差不多,但是人大政協這套系統沒有了,管委會是派出機構。功能區下面是大社區,是群眾自治的組織,社區下面還有小區。

        由單向度的經濟轉軌轉向“五環改革”

        經濟參考報:如果總結一下您的談話,我覺得九九歸一,都離不開“改革”兩個字。
        常修澤:是的,轉型的根本在于體制的轉型,體制的轉型根本在于改革。
        中國改革的第一個30年已經過去,新階段的第二個30年已到來。前30年,中國關注的重點是經濟改革,我有三句話:前30年重點是經改,經改重點是國企,國企重點是競爭性領域。意味深長的是,雖然推進競爭性領域改革,但是結果競爭性行業并不盡如人意,2009年爭議大的恰好是競爭性領域改革問題。接下來30年,不僅僅搞經濟體制改革,而應有新的追求。
        去年,我發了一篇論文,題目叫《中國下一個三十年改革的理論探討》,提出,下一個30年,歷史賦予我們中國的,應該是類似奧運“五環”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生態環境制度改革,這“五環一體”的改革,環環相扣,融為一體。每個環的中心在于: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和諧化、價值先進化、生態文明化。
        要把握“五環改革”之間的“交扣性”,使之交融一體。同時,要增強改革的動力。這幾年來改革動力有一些衰減,這個問題不光是局部問題,也是整個全局的問題。改革動力衰減,這是一件很令人憂慮的事情,怎么解決動力的問題,把人民群眾中所蘊含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呼喚出來、激發出來,這從一定意義上說,需要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需要一場更廣闊更深刻的改革。

      [作者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者。
          1979年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曾任該所副所長,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5年調入北京,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
          兼任:清華大學兼職教授、香港中小企業國際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等。
          常修澤教授著有《人本體制論——中國人的發展及制度安排研究》《廣義產權論——中國廣領域多權能產權制度研究》等著作,被海內外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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