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8日，國新辦就《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公開征求意見工作情況舉行發布會，發改委主任朱之鑫就2020年我國教育事業的前景問題作出回答。他說，到了2020年，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將比目前翻一番。目前我們有大學學歷的是9830萬人，翻一番就是近2億人，2億人口具有大學學歷，在全球將是一個怎樣的概念。(2月28日 中國網)

　　教改綱要的藍圖可謂宏偉，在2020年擁有將近2億的大學畢業生尤為引人矚目。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這一轉變需要教育部門提供高層次人才的產出。數量龐大的優秀大學畢業生成為一座人才富礦，為向中國創造的轉型奠定良好基礎，確實值得期待。然而這一期待能否實現，還要取決于兩個變量。
　　最基本的變量來自于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水平。大學畢業生的數量不過是教育產出的一個方面。我國的教育產出從來不缺少數量，博士全球產量第一的“桂冠”并沒獲得多少掌聲，博士“花瓶化”的詬病卻言猶在耳。大學學歷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龐大數量的掩蓋下，每一個個體所獲得的教育收益才是教育產出的本質。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很多擁有大學學歷的民眾所支付的時間、精力、金錢有時與他們能夠獲得的機會及社會需求并不對等。所以說盡管我們教育產出在數量上十分可觀，但在深層次上卻一直處于低產出的狀態。
　　當然，這并不完全是高校或是教育部門的過錯，造成這種局面也有著另外一個變量的影響，那便是社會對于高學歷人才的需求程度。一個國家人才結構的優化需要多個社會部門進行支撐，也應與社會崗位相適應。若不顧社會發展需要單方面發展某一類型的人才，會導致這一方面人才的相對過剩。連續幾年的大學擴招，加速了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眾的轉變，同時也帶來了就業難等社會問題，甚至催生了“蟻族”這樣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一些大學畢業生，因為接受了高等教育，個人的發展路徑反倒受到了局限，社會無法為這些人提供充足的崗位，同時他們又失去了成為其他類型人才的機會。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將目光全都集中在大學畢業生身上，因為社會本身是多元的，社會需求的崗位也是多元的，國家的人才結構應該適應這種多元性。產業工人與技能人才的供給當與高學歷人才一樣成為教育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有人以為“大學畢業生”的數量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教育發展水平，但教育結構關系到一個國家的人才供給，絕不應該成為個別官員桌面上的漂亮數據。脫離發展現狀的貪多求大并不值得稱道。與其去憧憬2億大學畢業生在全球是一個怎樣的概念，不如多去想想這個概念還有著怎樣的現實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