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教訓，對于我們選擇正確的策略有啟發性意義。簡而言之，不能選擇人民幣升值的政策，而應當進一步推進貿易自由化，在必要時也可選擇打貿易戰的方法，來維護國家利益、增進國民經濟福利。
　　1989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隨之而來的是20多年的衰退。當然，對于像日本這樣一個人口已經負增長的國家來說，經濟增長的衰退并不是致命的，因為只要處在分母上的人口增長速度慢于處在分子上的GDP，那么人均收入仍有提高的可能，至少不會出現大幅下降的趨勢。
　　但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仍在繼續增長的國家來說，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只要中國經濟增速慢于人口增速，那么就會掉入馬爾薩斯陷阱。所謂馬爾薩斯陷阱，就是經濟增長導致的財富增加不斷地被人口的增加所分攤，結果人均收入沒有提高，而人口總量卻不斷膨脹，這必將導致未來增長中的人口壓力進一步增加，于是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標也將會變得愈加困難。
　　為了防止中國掉入這樣的陷阱，我們非常有必要對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經驗教訓認真加以研究。
　　日本在二戰結束后經濟一片蕭條，經過戰后初期的恢復性增長和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高速增長，日本很快躋身于世界前三甲，并且迅速改變了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結構與格局。不僅如此，由于日本內需相對不足，日本長期推行的是出口導向的貿易戰略。
　　這樣的貿易戰略必定會產生以下問題：大規模使用貿易補貼政策；長期貿易順差和超額國際儲備；進而導致世界經濟總量平衡下的結構失衡。以上這些問題本應通過貿易自由化來加以緩解，但是日本政府卻沒有能夠采取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來正確地解決以上這些問題，轉而選擇了日元升值的政策。
　　盡管這一選擇與外來壓力有關，但是從本質上來講，這種選擇是具有內生性的。對此我們可以分析如下：
　　為了平衡日本和西方的貿易關系，1985年西方四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與日本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酒店展開了貿易談判。西方四國給出的談判菜單是要求日本在以下兩個領域中做出有助于世界經濟、特別是貿易恢復平衡的政策選擇：
　　一是更加徹底的貿易自由化政策；二是日元對美元與歐洲貨幣升值。前者屬于市場平衡法，日本的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日本對美國與歐洲國家的巨大順差，假如日本能夠采取更加自由的貿易政策，比如開放那些日本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主要有農業、服務業和金融業三大部門，那么在這些產業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美國與歐洲國家就有可能通過對日貿易而獲利，其結果即便不能實現彼此間的貿易平衡，至少也可以達到縮小相互間貿易差額的目的；后者屬于價格調整法，即通過日元升值來降低日本出口的競爭力，進而達到平衡日本與美國和歐洲國家貿易差額之目的。
　　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發現，這兩種平衡方法雖然是為了同樣的目的，然其調整成本與結果卻是非常不同的。我們先來分析政策執行的成本問題：
　　假如日本政府采取貿易自由化的政策，那么實施這種政策的成本將由原先受到政府保護的農業、服務業和金融部門的利益相關者來承擔；假如日本政府采取日元匯率升值的政策，那么由此產生的成本將由所有的出口部門來承擔，與此同時，進口商卻可以從匯率升值政策中得到好處。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這兩種政策可能產生的后果：采取貿易自由化政策，雖然在短期內會給日本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比如上文提到的農業、服務業和金融部門帶來沖擊，但是隨著貿易自由化政策推行而帶來的國際競爭的加劇很有可能導致這些長期處在政府保護下的產業部門的競爭力得到提升。
　　即使不能出現這樣的結果，那么根據比較優勢而進行專業化分工對于日本也并不是什么壞事，因為在農業、服務業和金融業中低效使用的資源可以通過重新配置而提高它們的生產率，進而導致國民福利的增加。
　　但是，若是選擇日元升值的政策，那么隨著出口價格的上漲，出口部門的企業就會采取對外直接投資的應對方法來維持其國際競爭力。少數企業采取這種行動或許不會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但是，當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為一種大規模的產業向外轉移的趨勢時，那么就會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這種打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第一，隨著本國企業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來的將是就業機會的減少與工資率、甚至是工資總量的下降，這會導致本國需求的下降與本地市場效應的消失。
　　第二，隨著本國企業將生產活動外向轉移而來的是政府稅基的縮小，其結果不僅會導致本國居民稅賦的增加，并且還將導致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如果這種后果真的發生了，那么不僅會使國內需求被進一步壓制，而且還會使得宏觀經濟更加趨于惡化。
　　第三，由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本國企業在海外獲得的利潤會逐漸流回本國，結果本國的儲備在長期內仍會增加，本幣對國際主要貨幣的壓力仍然會繼續存在，從而迫使更多的企業選擇到海外投資生產。
　　以上所說的這些嚴重后果在1985年廣場協議后的日本都一一變成了現實，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在與美、英、德、法四國進行貿易談判時非理性地選擇了日元匯率升值的菜單，而不是貿易自由化的菜單。更加可怕的是，一旦日本非理性地選擇了匯率升值的菜單，由于實際經濟調整的粘性，日元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升值過程就只能是漸進的。
　　然而，正是因為匯率升值只能是漸進的，市場就會形成所謂的“升值預期”，在升值預期的作用下，盡管有因本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而造成的資本外流，但是卻會有更多的國際投機資本快速流入，結果在日元匯率升值、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流入，而產業領域又因為匯率升值而缺乏投資機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過剩的流動性不斷地涌入資產市場，從而導致了日本資產價格瘋狂上漲，于是，日本在日元升值后的短短幾年間便走上了經濟泡沫化的發展道路。
　　經濟泡沫化發展的最終后果是對本土企業產生了進一步的擠出效應。這種擠出效應主要來自于地價與房價的猛烈上漲，前者增加了企業（特別是新建企業）的用地成本，后者增加了企業用工（工資）的成本。如上所述，企業的國際轉移必定會導致工資收入與政府稅收收入的下降。
　　因此，當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達到某一個臨界值的時候，高高在上的股價與房地產價格就會因為國民收入（包括工資與稅收）的下降而失去上漲的動力，并會在接盤不濟的情況下出現暴跌。果然，在日元升值四年之后的1989年，日本的泡沫經濟便走到了盡頭，日本的經濟增長在泡沫破滅的沖擊下迅速走向了長期性的衰退。
  　現在的問題是，日本政府在與西方四國談判時為何不去選擇貿易自由化的菜單，而是非理性地選擇了日元升值的菜單呢？為此，我們就需要對日本政府做出這種政策選擇的機理加以討論。
　　先來討論日本的農業為何不能走上貿易自由化道路的問題。根據理查德· 維爾特的觀察，日本的農業之所以不能走上貿易自由化的發展道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日本的選舉制度所決定的。
　　日本在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初時期，還處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因此，其在劃定議員選區時，農村人口的比例要比現在大得多，但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村人口不斷減少，然選區的調整卻沒有能夠跟上經濟與人口結構的調整，結果包括農民在內的農村居民就在日本國會中擁有超過其人口比例的議員代表，從而決定了來自于日本農村地區的選民對于日本政府的政策選擇具有極大的影響。
　　由于日本農業在國際社會中毫無競爭能力，所以必須依靠政府的保護與補貼才能得以生存，于是日本這種獨特的選舉結構決定了日本的執政黨為了獲得農民選票，就不得不以提供農產品(000061,股吧)補貼、并對農業部門實施貿易保護作為回報。換句話說，在這樣的選舉結構下，期望日本政府在與西方四國進行貿易談判時去選擇貿易自由化的菜單幾乎是不可能的。
　　現在再來討論日本的服務業為何不能對外開放的問題。以商業零售為例，日本的商業零售是一個由多層級經組織結構形成的分銷體系，在這個分銷體系中，既有批發商，又有標準意義上的零售商。這種銷售體系與西方國家的直銷體系相比具有交易成本過高的缺陷，從而導致日本的商業系統效率相對低下，缺乏國際競爭力（日本商業部門的低效率也可從中國市場上得到佐證，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零售企業、特別是大型超市都已進入中國市場，但是就是日本的零售商至今沒有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參與國際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分銷商也是自民黨的主要票倉，因此，為了維護日本分銷商的利益，在自民黨執政時期的日本政府不僅對內制定了各種限制商業競爭的法律，而且與對待農業部門的做法一樣對外也采取了貿易保護政策，其結果是在1985年廣場會議上日本政府同樣拒絕了西方四國所提出的有關服務業（主要是商業部門）貿易自由化的要求。
　　最后，我們再來討論日本的金融業為何不能對外開放的問題。從工業革命的歷史來看，日本顯然屬于一個后進的追趕型國家，追趕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政府來動員國內資源投入到工業化的用途中去，為此就需要政府來制定產業發展政策。
　　不僅如此，為了能夠使得政府支持的產業得以迅速發展，還需要政府為發展這些產業籌集資金，并加以分配。這就決定了日本工業化發展所需的資金既不可能通過股權投資來籌集，也不可能通過借入國外資本來籌集，其中的道理很簡單：
　　假如日本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依靠股權融資來提供，那么資金配置的權力就將落到市場的手里，而市場的偏好并不等于政府的偏好，因此，若是選擇股權融資的金融模式，那么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就有可能完全無法實施。
　　假如通過引進外國資本來解決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那么由此產生的問題與依靠股權融資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即資金配置的權利都將不在政府的手里，區別只是在于，在選擇股權融資的場合資金配置的權力被轉移到了市場的手里，而在引進外國資本的場合資金配置的權力則轉移到了外國投資者的手中。
　　在排除了股權融資與向國外進行融資的可能性之后，日本所能選擇的只能是政府控制下的銀行融資模式，這一融資模式后來被人們稱之為“主辦銀行制度”，依靠這種融資模式，日本可以通過低息超貸和窗口指導將大量的資金配置到政府想要發展的產業部門中去。
　　但是采取這種做法所帶來的成本就是日本的整個金融體系缺乏競爭力，它們幾乎成了政府的第二財政，這可從日本的中央銀行受控于日本的大藏省（相當于財政部，但又不同于財政部）的實施中得到證明。正因為如此，當廣場會議要求日本開放金融體系、實行金融自由化的時候，日本政府顯然是無法應允的。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經驗教訓呢？總結起來大致上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第一，試圖依靠本幣升值來平衡國際收支絕不是好方法，日元升值從來就沒有能夠達到過平衡國際收支的政策目標，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其一，是由企業對外投資替代商品出口所創造的外匯收入持續流入造成了日本居高不下的儲備順差；其二，是由本幣升值所造成的資本項目的順差，造成資本項目順差的根源就在于本幣升值會造成利率平價的破壞，進而引致外部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
　　第二，本幣升值會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并造成經濟泡沫化。造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的原因在于：本幣升值一方面會導致出口部門的衰退，另一方面又會導致資產估值的提升，進而引起資產價格的上漲，出口生產部門與資產市場的這種反方向變化自然會導致資產價格脫離基本面的增長，從而使得整個國民經濟走向泡沫化。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基本面惡化（企業出逃與關閉所致）到不足以支撐高企的資產價格時，那么泡沫就會破滅，于是經濟就會陷入長期衰退。
　　第三，在面對外部經濟沖突的時候（主要是貿易摩擦），有利于國家利益和增進國民福利的政策選擇應當是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而不應選擇本幣升值的政策。假如在選擇貿易自由化政策的過程中遇到因此政策受到傷害的利益集團的反對時，最優的解決方法是對這些利益集團進行補償，而不是放棄正確的貿易自由化政策。
　　今天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總結日本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選擇正確的應對方法是具有啟發性的。簡單地講，就是穩定基本面高于一切，為此就不能選擇人民幣升值的政策，而是應當進一步推進貿易自由化，在必要的情況下亦可選擇打貿易戰的方法來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增進國民的經濟福利。

（作者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