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號文件”毫無懸念地連續第七次落在了“三農問題”上，盡管從總體上看，這份“一號文件”與之前的相比并沒有太多的新穎之處，但在中國經濟面臨“調結構”的大背景下，三農問題逐步真正走入主流議程設置，已是大勢所趨。
　　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以重工業和城市發展作為先導，三農問題盡管一再被強調，卻很難真正成為主流議題。三農問題被忽略，并非政策制定者主觀上不重視，而是由于經濟發展只能由點及面，由局部到全局而漸次展開。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并成功扭轉金融危機的頹勢后，在調結構的關口上，三農問題的真正破題，很可能成為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亮點。
　　目前看來，中國的三農問題的解決仍然與收入增長以及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高度相關。從收入問題來看，由于億萬農民工的進城，中國農民的收入雖然與十年前相比已經有了飛速的提高，但中國農民仍然面臨著儲蓄率過低的問題。很多人知道，中國的儲蓄率占GDP的比重相當高，但從目前的儲蓄結構來看，企業和政府占去了儲蓄的大頭，城市家庭又占去了家庭儲蓄的大頭，相較而下，中國農民的儲蓄率卻相當低。從農村的基本情況看，除去江浙粵等部分發達地區的農民收入較高外，在中國廣大農村，長年欠債的農戶仍然非常多，而賒欠農藥、種子、化肥的情況也極為普遍，這種情況的出現，并非農民主觀不愿意清債，而是農戶本身的現金收入過低。提高農民收入并讓農民逐步獲得一定的儲蓄，是中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核心議題。
　　如何提高農民收入？根本上來講仍然是推動城市化進程。從客觀情況看，糧價仍有提高的空間，但戶均耕地卻無法再提高，這意味著靠農業無法完成農民的升級過程。現在沿海各地，大戶種糧已經普遍出現，相信這一趨勢在未來數年將會被廣泛鋪開。農民把自己的土地轉包給種糧大戶，自己另謀生計，這在經濟學上是更優的選擇。與之而來的，是如何為農民創造更穩定和收入更高的就業崗位，這必然需要城鎮化和服務業的發展。從中國的城鎮化率的數據來看，中國45%左右的城鎮化率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間，與日本和美國幾近100%的城鎮化率相比，中國經濟仍能從這一過程中獲得發展的巨大潛力。但目前的發展重點已經轉為小城鎮建設，而非大都市建設。我們走訪過中國的很多小城鎮，從發展的情況看，城鎮化不僅發展很快，而且發展的程度也在加深。現在非常容易在一座縣城找到兩三家大型的超級市場，從縣城找到高速公路入口，也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但城市化不僅僅是修路造房，推動服務業的發展，仍是最好的出路。
　　同時，中國的集體所有制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導致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和政治難題，這其中，如何讓農民更好地從宅基地取得資產收益，仍然考驗政策制定者的創造力。農村社保體系的建設，也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政府開始為農民提供基本養老保險，但目前的保障水平和養老金水平仍顯得過低。此外，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保障拆遷戶的利益，抑制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仍然需要更加嚴格和準確的政策執行力。
　　在收入提高和保障有力的情況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才會真正獲得動力。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說，商業利益的存在是其存在的根本要素，在推動政策性扶持的同時，用經濟手段驅動農村金融體系和金融意識的提高，才是治標之策。

(作者為澳大利亞澳新銀行(ANZ)中國經濟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