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有危險的“那些”因子中“那個”最危險的因子，最有可能是歐洲。歐洲受金融危機的沖擊滯后于美國，其刺激計劃的啟動和后續跟進也落后于美國，因此，歐洲還需在較長時間內維持甚至加強寬松政策，債務增速可能快于美國。在全球經濟差異性復蘇的大格局下，經濟周期的錯配導致歐洲對債務的承受能力也要弱于美國。
　　蝴蝶效應之所以變成蝴蝶效應，罪魁并不是蝴蝶，而是被蝴蝶扇動的“混沌”因子。而一個小的外部沖擊之所以能夠帶來非常大的體系經濟損失，關鍵并不在于外部沖擊本身，而是在于體系的內生風險。在暢想和展望2010年全球經濟的時候，市場總是不約而同地重復著“漸進、曲折、緩慢”之類模棱兩可的判詞，其實，市場之所以在給出預期時還如此小心翼翼，究其根本還是對全球經濟是否還會出現大的反復十分懷疑。那么這種懷疑的根源又是什么？是因為還有很多脆弱的蝴蝶會在2010年扇動翅膀嗎？顯然不是，在筆者看來，危險警報之所以沒有完全解除，是因為全球經濟還存在可能“被扇動”而爆發的混沌因子。
　　按全球市場中近來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中國經濟可能就是“那個”最危險的因子。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最新的《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 report)中就說，中國經濟的硬著陸是全球經濟未來最大的風險之一。報告認為，就歷史經驗而言，中國經濟的風險是“少數幾個一直得到識別、但迄今尚未發生的風險之一”。與此同時，2010年伊始的市場聯動似乎也在印證中國風險的外溢性，就在前天，滬深股市受貨幣政策緊縮預期大幅下挫，直接導致全球股市風聲鶴唳：道瓊斯指數跌1.14%，標準普爾指數跌1.06%，納斯達克指數跌1.26%，英國富時100指數跌1.67%，德國DAX指數跌2.09%，法國CAC指數跌2.01%，日經225指數跌0.25%。
　　雖然昨天公布的8.7%的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超出了IMF8.5%的預期，并明顯好于美歐發達經濟體甚至是新興市場平均的增長水平，但市場對經濟周期力量的篤信和對過高增長透支未來動力的疑慮摻雜在一起，依然在擔憂中國經濟2010年的潛在風險。在筆者看來，這些擔憂或許不無道理，但值得強調的是，有危險的“那些”因子中只有一個是“那個”最危險的因子。從“那些”中提煉出“那個”，需要綜合研判全球經濟未來發展的特征、區域結構、影響力分布等等。
　　以筆者之見，2010年全球經濟復蘇盛宴最可能的終結者不是中國，而是歐洲。仔細回想一下，為什么美國次貸危機會成為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場危機爆發于美國，而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能演化為全球危機之根本，是因為美國經濟金融處于全球非常核心的地位。對全球經濟而言，真正危險的是影響力最大的經濟體。但市場總是習慣于將注意力放在影響力的變化上，而忽略了影響力的存量基礎，的確，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就絕對水平而言，歐美的影響力依舊首屈一指。放眼望去，現在真正能與美國經濟相提并論的，只有是歐洲。根據IMF依據購買力平價方法的估算，2010年，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將從2009年的20.02%小幅降至19.6%，歐元區經濟占比將從15.18%降至14.77%，中國經濟占比將從12.05%升至12.73%。如果進一步考慮到購買力平價方法對中國GDP數值的可能高估，以及歐元區數據對歐洲經濟的低估，那么就全球影響力而言，歐洲經濟相比中國經濟更舉足輕重。
　　當然，把2010年全球經濟的風險核心定位于歐洲，不僅因為歐洲影響力大，還因為歐洲的風險也大。筆者在此只想強調兩個未引起足夠重視的風險要素。第一個是歐洲很可能成為主權債務危機的震心。對于2010年的全球經濟，一個市場共識是，“違約風險已經從過去微觀主體上升到宏觀主權”，2009年末的迪拜債務危機著實讓市場為此心驚肉跳了一把，雖然迪拜并沒有變成一只新的危機蝴蝶，但對主權債務危機可能演化為全球危機的路徑、震心進行深入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而主權債務危機如若演化，最可能的鏈條是從新興市場零星爆發到新興市場普遍爆發，再到歐洲問題急劇爆發，最后是美國被卷入其中。
　　這個鏈條的形成是以各區域主權CDS的高低和主權債務的狀況為依據的。2010年主權債務危機會否成為全球經濟不堪承受之重，關鍵是看這個鏈條的傳導會否傳到歐洲。雖然市場對美國債務風險耳熟能詳，但筆者以為，歐洲的問題更為核心、更為迫切。主權債務風險變成主權債務危機，核心要點并非在于主權債務的規模、增長速度和GDP占比的大小，而在于主權債務是否“可維持”。這個“可維持”相當于一個分數，分子是債務的規模和增速，分母是經濟復蘇對債務的消化能力。歐洲受金融危機的沖擊滯后于美國，其刺激計劃的啟動和后續跟進也落后于美國，在美國逐漸退出超寬松政策的同時，歐洲還需在2010年較長時間內維持甚至加強寬松政策，所以，作為分子的歐洲債務增速可能快于美國。
　　另一方面，作為分母的歐洲經濟基本面則要弱于美國。2010年全球經濟復蘇的核心特征是差異性復蘇，經濟周期的錯配導致歐洲對債務的承受能力也要弱于美國。兩相比較，歐洲的主權債務風險相對更為突出。
　　此外，還有不容忽視的一點，歐洲經濟一體化受制于政治一體化，相對于美國，作為一個經濟共同體的歐洲對債務問題更為敏感，主權債務風險在歐洲就多了一種新內涵，即搭便車行為導致的系統性風險，一旦債務問題導致歐洲內部分歧、爭議更趨尖銳，政治一體化將由此受制，并進一步反制經濟一體化，帶來更深遠的區域性和全球性風險。
  　歐洲之所以危險，還有第二個簡單但很少有人注意的原因：歐洲經濟增長模式所內生的“收斂性”。美國經濟以消費為主，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長期貢獻微乎其微，歐洲經濟卻是以出口推動為主。當美國經濟騰飛，并通過基本面影射最終引致強勢美元之后，美國經濟還能繼續通過挖掘消費潛力而維持強勢；而一旦歐洲經濟強勢崛起，歐元的隨之走強卻會因為出口抑制而自發形成對增長的“不自主約束”，致使增長路徑無可奈何地呈現出“收斂”的特征。強國必有強貨幣，但現在也只有美國才有底氣心平氣和地宣稱：“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

（作者系金融學博士，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