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應該在2009年底出臺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方案”已經擱淺。全國不同地區的公立醫院復雜的權屬關系以及隨之而來的補償機制不到位，是方案不得不延后出臺的主要原因。
  　所謂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名詞，也不是因為醫改才誕生的新提法。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一直存在，本輪醫改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改掉原有補償機制中導致“看病貴”的不合理部分。簡單來說，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三改二”，即把原有的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和財政補助三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藥品加成即所謂“以藥養醫”的政策始自上世紀50年代，在長達半個世紀的醫療實踐中越來越顯示出其弊端。由此產生的大處方、吃回扣等問題，也被認為是推高醫療費用的重要因素。
  　由此產生的公立醫院收入減少，就必然帶來了補償機制中政府責任的問題。既然公立醫院要承擔為民眾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義務，那么政府就有必要對公立醫院實行補貼。世界通行的公共醫療補貼方式有兩種，一是補供方，就是直接將補貼發放給醫療服務的提供方醫院。二是補需方，就是將補貼通過醫保等方式發放給醫療服務的需求方患者。兩者各有利弊，我國此輪醫改方案實行的正是以補需方為主，補供方為輔的混合模式。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曾對未來3年8500億政府醫改投入資金的分配情況算過一筆賬，稱其中用于補貼居民醫保的資金至少需要3900億元，而直接用于公立醫院補助的資金不會超過500億元。2009年4月，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在向外界解讀醫改方案時明確表示，“國家已經明確了對公立醫院的經費補助項目。”相關實施方案也已明確。應當說，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改革不僅思路已經相當明晰，而且直接補助和間接補償的比例也已大體確立。在這種情況下依然以此為借口擱置公立醫院改革，只能歸結為改革的動力不足。
  　在普通民眾對醫療負擔的痛感與日俱增的同時，醫療機構及其主管部門顯然缺乏感同身受的機會。否則，很難解釋為何會有醫藥界委員及地方衛生行政官員接連跳出來，高聲宣揚“全世界看病最不難、最不貴是中國”。不僅如此，他們也是上一輪醫改失敗的直接獲益者，“看病貴”使他們在經濟上成為高收入者，“看病難”則增加他們藐視公眾的社會資本。既得利益者往往成為改革的阻力所在，醫改也不會例外。公立醫院改革被當作伸手要錢的機會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所謂補償機制不到位不過是一個看似唬人的借口。改革是利益的博弈不假，但關乎億萬民眾利益的醫改不能被莫須有的理由所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