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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11 作者:顧昕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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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校費”不是問題，政府收了錢卻不投入才是問題。
中國的義務教育同樣問題頻出。但教育不公平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一，義務教育尚未普及，主要是中西部的某些地區、某些農村地區、城市中流動人口聚居的地區；其二，公立義務教育的品質存在著極為嚴重的不平等性，既有頂級貴族私校的公立中小學，也有無法保障義務教育基本質量的公立中小學；其三，公立中小學中“擇校”盛行，屢禁不止。
人們似乎并未清醒認識到這些問題恰恰來自公立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行政化體制，反而冀望于通過強化現有的行政化體系來解決問題。
首先，對公立中小學的擇校以及擇校費問題，教育行政部門年復一年地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反而愈演愈烈；其次，教育行政部門表態要推進義務教育的均等化，但是對于均等化的含義以及推進均等化的政策工具，均處在曖昧不清的階段；其三，在各地政府財力空前壯大的階段，依然有一些地方未能確保義務教育的普遍覆蓋以及基本義務教育品質的保障。
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對公立義務教育體系的資源配置以及教育公平的理念缺乏清晰的認識，從而在政府與市場力量如何在義務教育領域發揮協同作用缺乏深刻的體會。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能夠追求的教育公平，只能是在某種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基本水平上確保義務教育在不同地區實現均等化，即基本水平上的橫向公平。
不同教育機構義務教育的品質出現差異，是無法抹平的現實。中國是一個發展嚴重不均衡而且幅員廣大的國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對優秀教師具有更強的吸引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尚未充分改革原有計劃教育體制的情形下，在義務教育領域引入了重點學校制度，不僅人為加劇了公立中小學教育資源以及教育品質原本業已存在的不平等性，還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群體。有些學者冀望于取消重點學校，但卻不去觸動義務教育的行政化體系。殊不知，在行政化的組織和制度架構之中，造典型、樹樣板、扶重點正是官僚體系的典型行為。
在國家壟斷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情形，原本以為教師們可以像螺絲釘一樣被政府通過教育計劃擰在任何黨和國家需要的地方，但這無法變成現實。居然現在不少民眾冀望于政府通過實施強制性優秀教師輪崗來推進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均等化，可謂流毒不淺。
毫無疑問，所有人都希望獲得好的東西，教育自然是更不例外。正如所有優質的東西一樣，優質的教育無疑是稀缺的，而稀缺的東西一定非常值錢。于是，被政府教育部門禁而不止的五花八門的“擇校費”就是一種“稀缺的價格反映”。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任何禁令所無法禁止的。政府可以三令五申讓擇校費“非法”，但是總不能禁止優秀的中小學收取“贊助費”吧，更擋不住民眾為了孩子自愿向這些學校“奉獻愛心”。
更何況，在很多地方，“擇校費”經常以某些單位與優質中小學“共建”的方式出現。共建費的一部分由這些中小學收取，而另一部分則上繳當地的教育行政部門。很顯然，在很多地方，中小學共建的出現擴大了義務教育的財源，當地的教育行政部門理論上應該有更多的資源來推進教育公平，例如在農村地區興辦更多更好的公立中小學、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子弟上學、重金鼓勵優秀教師到質量偏低的學校任教、推動優質教學的電子化網絡化普及等等。但是，由于各地公共部門預算與非預算支出的公開透明性很差，理論與實際不相符合的事情自然是比比皆是。
因此，面對“擇校費”的問題，行政化的禁令不僅毫無用處，無法實行，而且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關鍵在于，政府是不是將有限的公共教育資源投入到應該投入的地方。要做到這一點，出路不是強化行政化，而是推進公共管理的變革，首要就是推動教育行政部門的政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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