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軍突起的中國海外直接投資中，資源開發占有顯赫的重要地位。就總體而言，根據《2007年度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07年末，在政府登記備案的1179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投向采礦業的有150億美元，占總量的13%；其中2007年一年流量就有40.6億美元，占當年我國官方統計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265.1億美元)的15.3%。到2008年末，納入官方統計的中國海外采礦業直接投資存量228.7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12.4%，在各大行業中排名第四。2009年以來，我國又在海外資源開發領域連續簽署十億美元、百億美元級別的大單。如中石油聯合英國石油公司(BP)取得投資總額近150億美元的伊拉克魯邁拉油田開發合同，中石油占37%股權，從而躍居伊拉克最大外資石油開發商；中海油從挪威國家石油公司手中收購在美國墨西哥灣一系列租約中的權益，等等。2009年規模最大、在國內外引起最廣泛關注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案，從2月1日中鋁、美鋁聯手收購力拓公司12%股權，到12月31日，中國鐵建和銅陵有色金屬聯手收購總部位于溫哥華的Corriente Resources公司、從而將獲得厄瓜多爾一個大型銅礦帶的開采權，全部屬于資源開發領域。
　　鑒于維持巨額外匯儲備的利益分配格局對我國極為不利，有必要調整我國海外資產分布模式，提高直接投資比重；加之人民幣匯率在長期內必將調整，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包括能源在內的資源開發仍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也正是進口和對外直接投資龐大且不斷增長的需求決定了應對海外資源開發政治性風險的重要意義；而在所有各類政治性風險中，包括戰爭風險在內的政治風險又以在資源開發行業最為突出。
　　就傳統戰爭風險而言，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戰亂頻發是一種普遍現象，因為代表財富的自然資源本身就是引發暴力爭端的根源，自然資源換取的金錢又能支持武裝沖突各方向外界采購武器、給養，從而將戰爭持久進行下去。在伊拉克、蘇丹、民主剛果、尼日利亞、一些非洲鉆石出產國，以及昔日的安哥拉等國，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現象；在高加索、中亞等地區，也潛藏著旨在爭奪石油等資源的暴力風險。假如一國石油之類可替代性很低的大宗戰略性資源主要蘊藏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獨占這種資源收益的動機將刺激該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分離主義思潮和行動，傳統戰爭、內亂、恐怖行為等風險也就更難消除了。尼日利亞盛產石油的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分離主義動亂多年不止，伊拉克庫爾德問題經久難治，便是如此；甚至英國北海油氣資源開發，也在一定程度上給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增添了額外動力。
　　而且，無論是在哪個國家，上述局面一旦形成，就將不斷自我強化而長期持續，難以根治。由于發達國家工業化較早而先行耗盡國內礦產資源，主要礦產輸出國均屬發展中國家，而一個高度依賴外向型初級產業的發展中國家出口初級產業一旦大發展，下述“荷蘭病”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其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的可能性，因為在爭奪資本和人才的競爭中，繁榮的出口初級產業將汲取大部分資本、人才而令其制造業部門相形見絀，初級產品出口的繁榮又將提高本幣匯率，進一步打擊本國制造業在開放經濟中的價格競爭力(俄羅斯發生的就是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武裝沖突各方對作為國家主要財源的自然資源爭奪將更為激烈，作為資源主要蘊藏地的那些少數民族聚居區獨占資源收益的動機也將更加強烈，外部勢力操縱起矛盾沖突來也就更加方便、高效。
　　我國國內分裂主義勢力(特別是東突勢力)的活動提高了中國石油天然氣企業在海外經營中的風險。去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后，基地組織北非分支“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聲稱將攻擊在阿爾及利亞工作的50000名中國工人，以及在整個西北非地區的中國國民及項目，就表明了這一點。
　　作為國際自然資源開發領域的后來者，我國礦產企業在海外獲得的資源多數處于發展中國家和偏僻地區，而這種偏僻地區往往是反政府武裝和販毒、走私等犯罪團伙活動的“樂園”。正規資源開發企業的開發活動既干擾他們的“自由”，又因修建道路等基礎設施而便利政府加強管轄，財力雄厚的開發企業本身還會成為他們眼里敲詐勒索的“肥羊”，相應地，這些正規資源開發企業也就會時時遭到來自反政府武裝和犯罪團伙的暴力威脅了。
　　我們的資源需求驅使著我們的企業、員工走向海外，但我們又不能讓我們的同胞、子弟暴露在巨大的暴力風險之下無所防備。除了選擇適當的開發地點、遠離秩序失控地區之外，我們的政府需要推動東道國政府提供足夠的保護，我們的企業和員工需要與當地社會搞好關系作為自己的外部防衛，而在必要的時候，我們也要有武力自我保護的準備。這可能是一個海外利益不斷增長的大國最終的宿命。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