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政府“輸血型”的救市方法，起到了提升大眾信心和保證經濟增長的效果。但是，從胡錦濤和溫家寶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我們也能看出，中國經濟目前的復蘇還不穩定，沒有回復到市場能夠自身造血的健康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明年是解決救市帶來的“后遺癥”問題的一年，是中國經濟從“量變”向“質變”轉化的一年，是奠定未來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模式的關鍵一年。

　　宏觀經濟的刺激政策內涵發生變化

　　在2010年，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將一如既往，但內涵已經發生質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式會發生變化，政府將從第一線參與投資和公共消費的主力軍角色，慢慢地向“服務性政府”角色轉變。
　　比如，政府要為民間資本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政府要為高“含金量”的資本流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為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繼續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政府要為提高中國企業的技術競爭力提供教育和研發的財力保障，要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繼續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資的力度和效率等。當然，前期量的擴張所可能造成的重復建設、過剩產能以及形象工程項目都會受到嚴格控制。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中央政府想盡快結束犧牲效率、耗費資源的“輸血型”經濟發展方式，盡快建立有活力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其次，貨幣政策會更加注意靈活性和平衡性要求。明年的貨幣政策，一定會在充分保證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寬松貨幣政策環境的基礎上，使用一些非對稱的調控手段，即對過熱的行業進行“信用配給”或加大貸款利率和窗口指導，銀監會也會加大相關信貸方面的監管，而對需要扶持的新興產業，則給予優惠的融資條件，以此來改變目前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適當時候，會通過口頭干預和直接干預，讓價格泡沫過于膨脹的市場釋放掉積累過多的風險，并通過這種“釋放風險”的做法，誘導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再回歸”。同時也教育投資者不要一味地去“追漲殺跌”，從而鼓勵更多的市場參與者進行長期的價值投資。
　　總之，明年富有挑戰性的就是貨幣政策！它既要保增長又要防通脹，既要控制國內的信貸膨脹，又要抑制國外熱錢的大舉流入。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備隨機應變的調控能力。而作為投資者、企業家和個人消費者，則更要密切關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整的時機和方向。

　　市場培育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我想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動內需作為明年重中之重的任務來抓，主要是基于幾個戰略性思考：
　　首先，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國，而美國經濟還沒有擺脫金融危機的深度影響，中國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慮，為避免無謂的國際紛爭，以及保持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不得不下大決心挖掘中國潛在的消費能力，由此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其次，這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讓中國看到了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負擔和風險，在看不到有效監管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運營模式，以及美國雙赤字繼續膨脹給中國外匯財富可能造成的更大麻煩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一個國內市場，來支撐中國經濟不斷發展所需要的產能擴張局面。
　　第三，如果我們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廠”的地位，一直安心于以此解決就業問題，那么，日益增大的中國富人階層除了對高檔房地產投資有需求之外，會把大量財富帶出沒有品牌、沒有高附加價值、也沒有誠信的中國消費市場，其財富的流失，將會導致中國經濟惡性循環，具體表現為：輕視教育、輕視研發、過度追求高風險的收益來源、貧富分化加劇、企業對匯率和利率波動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十分敏感，以及政府和金融機構外匯財富風險不斷累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很難體現等各種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反之，如果伴隨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場內需機制被盤活起來，那么上述問題可能出現很大改觀。
　　一句話，培育市場、喚起內需非常重要，但任務艱巨。這主要體現在供需兩大層面上：
　　從需求面上來講，今天，影響中國經濟內需增長的障礙主要來自三大方面。
　　一是在廣大的農村，有消費愿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十分嚴重。如何讓農民按照市場的運營模式，積極加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農村城市化建設中，這是未來我們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氣來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二是即使在城鎮，依然存在有消費能力但不愿消費的問題。今天如何推動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建設，將是解決中國居民過度依賴（金融）投資，以達到“自我擔保”效果的一個關鍵環節。這種狀態不扭轉，今后中國大部分人可能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
　　三是非常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富人群體雖然是少數，但他們有旺盛的消費愿望和消費能力，只是在國內無法完全實現其消費方式而已。這里有我們廠商產品的定位問題，有我們自身品牌不過硬的問題，也有我們產品的誠信不到位的問題。當然有些消費雖然能夠實現，比如高檔住宅樓，但這種消費可能會帶來八成中低收入者生活成本增加，解決不好，會破壞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尋找沒有負面影響的刺激富人消費的模式，是中國目前這種特有的經濟結構下，必須接受的一個重大挑戰。提供針對富人的消費品，而又不會增加其他人的麻煩，是中國新增就業機會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建設，也許提供了解決富人消費模式的一個很好的范本。
　　從供給面上看，阻礙中國產業結構成功轉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
　　一是物流、售后服務、消費意識、誠信文化和公平競爭程度等方面不成熟，即使國內存在潛在的消費市場，但消費者和廠家都會感到“不安心”，顯性和隱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這些狀態的扭轉不會一蹴而就。
　　二是專利保護的環境和創新文化嚴重缺失。優秀大學生主動去創業，但遭到家長們激烈阻撓的案例常有發生。而且，專利保護的制度不成熟，扶持創新的金融環境也還剛剛起步。
　　三是人才流動（甚至更廣泛的勞動力流動）成本較高，無論是（同等國民）待遇問題，還是工作機會問題，無論是教育質量（也包括社會倫理）問題，還是生活環境成本的問題，都會影響到企業自發地融入產業結構調整的活動中。而過度依賴政府去推動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執政部門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會帶來更多負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復建設、形象工程、腐敗賄賂、國進民退、惡性競爭等問題會不斷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