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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要從重速度轉到重質量
          2009-12-08    作者:本報記者 方燁    來源:經濟參考報

          ●在應急處理中,加強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但一旦情況好轉,就應當取消不利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急措施。

        ●希望中國一下達到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還不可能,因此,過度解讀消費太低很危險。

        ●中長期發展思路和目標在實際執行中缺乏約束力,關鍵在于還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有人說市場經濟有問題,還是計劃經濟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別忘了,集中力量辦蠢事損失也不小。

        ●我國將從對外開放走向向外發展,要對我們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給予與外資、國有企業一樣的支持。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63期日前召開。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李曉西發表題為“國際金融危機下看五化”的主題演講。
        他表示,中央及時有效地采取了一攬子宏觀調控措施,已經成功地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第一輪沖擊。不過也要看到:一方面,之前的調控措施以救急為主,可持續性值得懷疑;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還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期,面臨許多的問題。所以,未來中國經濟應著手進行從重速度到重質量的轉型,盡快實現十七大報告里提出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目標。如果能夠做到這些,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仍有希望保持7%以上的增長速度。

        對當前形勢的三點思考

        李曉西說,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有三方面的思考值得關注。
          首先,是應急管理和正常管理的關系。
        在金融危機剛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的時候,中國政府實施了一攬子的經濟調控。其中有些政策措施,行政化力量很強。比如說4萬億的國家投資。這么搞行不行,是不是對市場經濟的改革成了問題。在這一點上,有一個很重要的需要我們理解的東西,應急管理和正常管理是不一樣的。在應急處理中,加強政府干預是必要的,對此不必過于擔心。有些措施雖然強化了行政干預,但為救急也是可以接受的。當然,要把應對危機的必要干預與過分干預區分開來,不能因為歐美國家加強政府干預,就誤認為我國也要全面加強行政干預。
        當前,一些地方有過度強化行政力量的傾向,如在增加信貸以支持投資中,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吸收了大部分的信貸資金,實際上是國家背景的銀行與政府背景的企業在推動著各個投資項目。這固然有拉動經濟的一面,但其風險不可低估,其可持續性也大可懷疑。同時還應當強調,一旦情況好轉,就應當取消不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急措施。
        第二是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的關系。
        中國當前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出口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因此現在國際上形成一種說法,這次金融危機,就是由于中國人不花錢買東西,美國人太花錢買東西,美國的高儲蓄和中國的低消費高投資,共同導致了當前的經濟危機。雖然這種理解顯得很牽強,但是有必要明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是靠內需拉動還是要靠內外需雙輪驅動?我感覺,我們在解讀提高內需上,要悠著點。提高我們的消費需求好不好?好,近十一二年,我們的消費需求下降十幾個點,但是它有很多客觀性。我們現在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中期,畢竟沒有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個階段投資多了一點,有些是不可避免的。這個時候希望一下達到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也不可能。現在過度解讀消費太低很危險。我參加一些會議發現,我們過度解讀,別人就說,因為你消費不高,因此出口過多,造成了美國不平衡,最后把中國和美國的儲蓄一聯系,中國就成了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了。過分解讀,也給外國人搞貿易保護提供口實,外國人說,中國人自己都說要搞內需了,因為你自己說出口太多了,你憑什么還搞出口。中國還是內外需兩個輪子都要動,外需如果轉回來都變成內需,需要有190%的供給,國內也承受不了。
        第三,要把短期應對舉措與中長期發展和改革思路結合起來。
        中長期是短期發展的未來,對未來的判斷必然會影響現在的選擇。因此,主動、提前搞好銜接,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有助于不走或少走彎路。比如,我們不能因為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就否定經濟全球化,進而懷疑我國今后還要不要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雖然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有利有弊,但我們只能努力趨利避害、爭取多利少弊,而不能放棄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更不能動搖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
        中長期涉及經濟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把短期與中長期結合起來,也有利于把發展與改革結合起來。比如,有人認為擴大政府投資會強化舊體制、強化行政干預,因此反對這樣做。但擴大政府投資,對于應對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是必需的。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提高投資效益、擴大消費需求都很重要,但需要在加大投資力度、遏制經濟下滑、恢復市場信心的過程中推進。正如要治急病,必須先打止痛針、穩定病情,然后才是調理身體、消除病根。當然,在擴大投資效果初顯、經濟企穩回升的情況下,對投資方向與效果的要求會越來越高,需要適時完善政策、深化改革。
        中長期涉及對未來市場發展潛力的判斷,把短期與中長期結合起來,還有利于促進下一步市場供求達到均衡。比如,調整經濟結構非常重要,事關我國經濟今后能否實現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但如何調整結構,則是需要把短期、中期、長期結合起來考慮的系統性問題。有些結構如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需要以政府為主來調整;有些結構如產業結構,需要政府引導,更需要運用市場的力量,讓企業自主判斷、根據市場需求來調整。此外,從中長期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找到和培育新的增長點;從短期看,則不能忽視就業問題,不能因為強調升級換代而大量關閉中小企業。處理好這樣的問題,顯然需要從短期與中長期相結合的角度來考慮。
        在短期與中長期相結合中應重點考慮如何制定好短期政策措施。短期與中長期相結合是一個動態的長期過程,重要的是先走好當前的一步。正確的做法是:具有中長期的眼光,邁出當前的步伐。只講中長期,而沒有當前的選擇,那就是空談。反之,如果當前的舉措與中長期目標矛盾很大,就必須及時加以調整,不能給未來發展埋下隱患。當然,中長期判斷對當前政策制定的影響很復雜,在有些方面影響可能很大,在有些方面影響可能就小些。還是那句老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把問題簡單化。
        貫穿短期與中長期相結合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現實中我們發現,很多已達成共識的中長期發展思路和目標,在實際執行中卻缺乏約束力。比如,我們強調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有些地方往往不是這樣做的,而是仍然沉湎于片面追求GDP。這是為什么?關鍵在于還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市場應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判斷政府是否缺位、越位、錯位也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條重要途徑是,暢通民意表達渠道,讓人民群眾有更多機會就具體事件表達意見。比如,如果能夠充分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破壞資源、污染環境的行為就會受到極大制約。這就是說,如果有利益相關者的監督,我們關心的那些中長期問題就會得到較好解決。

        后金融危機時期的“五化”

        通過對形勢的思考,李曉西進一步展開談到后金融危機時期的“五化”。這里所說的“五化”,就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是十七大報告里提出的。其中,著重談了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

        首先談到工業化

        他說,目前,中國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兩個中期。由于中國現在所處的階段工業化還沒有完成,所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既要考慮短期措施,同時也要考慮中國必須要完成工業化。但是由于危機,進行工業化就越發需要變通的思維,最大的變通思維就是新型工業化概念的提出。
        所謂新型工業化,是對工業化的廣義化,包括了三產、一產,包括了持續發展。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非常有必要。中央把實施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作為近期應對危機與長期調整結構的重要環節。事實上,推進工業化與克服當前經濟困難,具有內在的緊密聯系。比如,產業結構調整與消費率提高密切相關,特別是提高第三產業比重有助于提高消費率。在今年上半年的經濟恢復中,工業的止跌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從中長期看,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繼續完成工業化是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但是,如何使政府主導的高速工業化轉變為市場調節的均衡增長的工業化?如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實現節能、環保、保護資源的工業化?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在實踐探索中加以解決。
        有人問我,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顏色是黑是白色,還是混合色?我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發展要帶上更多的綠色。因為中國經濟發展這么多年來,黑色的東西確實多,能源、礦產,消耗量確實大,這么發展下去,我們就不能持續了,為了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必須要搞綠色經濟,綠色經濟是個世界潮流,并不是我們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才提出來的。這也不是我們一個國家的事情,是全球的,面對氣候變暖這樣嚴峻的問題,我們講新能源或者碳交易排放、減排等等,這都是必須做的。我們的海水55%被污染,河水50%以上被污染,這是非常嚴峻的。綠色經濟將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會給我們子孫后代帶來福祉。

        城鎮化是另一個重要話題

        對此,李曉西講了兩個方面。其一是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他說,加快城鎮化進程,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不僅是長期的戰略任務,而且是克服當前經濟困難的重要途徑。如果城鎮化能夠健康順利地推進,那么,消費需求的提高和服務業的發展都會更快一些。因此可以說,推進城鎮化是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勢頭的重要途徑。我國提高城鎮化水平還有較大空間。據測算,2010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為46.5%左右,2014年可能超過50%,2020年將達到60%以上。這提示我們,應把推進城鎮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盡全力抓好。特別應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重視推廣成都等地城鄉統籌的經驗,防止出現損害農民利益等弊病,使城鎮化既為近期的保增長作出應有貢獻,更對中長期的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其二,實現城鄉統籌。首先,城鄉統籌就是一個大的資源配置,它涉及到將城市和農村的資源統籌來進行一個安排。在這個統籌和配置中,如果要講占多大的比重這是一個事后的東西,事先比較難以準確判斷,因此我們在制定規劃時要留有空間。其次,資源配置要靠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合起來配置。市場化為動力是資源配置中最重要的。比如一個項目,它價格上去了,利潤多了,市場資源自然就會多給它配置。反過來如果它沒有客人,它的價格也不被大家認可,那么即使全靠政府的力量配置資源,也是支持不住的。這就是市場的強大力量。
        但光靠市場的力量也不行,政府也要在幾個方面投入。比如說基礎設施的投入。在政府的力量支持它以后,它有了活力靠自己就能活了,走上了良性循環了,政府配置資源力量就可以減弱。因此我們講,資源的配置應以市場為主,政府引導。一個是基礎作用,一個是引導作用。

        第三方面,市場化

        要加快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可能有人會說,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不就是市場長期非理性繁榮的產物嗎?為什么此時還要強調市場取向的改革呢?這是因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把握好我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定位,才能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才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沒有一個充分發育的市場,沒有總供求的均衡,就來討論實現消費與儲蓄比率的合理化,是缺少客觀依據的。我們絕不能犯矯枉過正的錯誤。

        未來十年經濟增速超7%

        李曉西最后介紹、分析了一下三季度的經濟形勢。
        中國的企業家調查中,70%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對企業是有影響的,認為沒有影響的是少數。但是,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8.9%,確確實實在往上走。三季度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升了7個點,美國上升了4個點。尤其是美國消費還在提高,那中國未來的出口形勢就有希望好轉。
        展望未來,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速度是高是低是快是慢?我認為是持續在7%以上。2000年,我們討論未來十年發展,當時說中國將進入世界四強,現在發現,說得還低了點。為什么能保持這樣的高速度呢?我這一匹馬還是有勁的,內需,潛力還很大。除了三駕馬車,咱們還有四個輪子,資本、勞動、技術、資源。勞動和技術這兩個輪子是越走越好,越來越有力量,大家看到我們技術裝備在提高,勞動力供給還有潛力,我們的資源輪子有點問題,不那么圓了,走起來有點搖晃。三匹馬總體來講也不是都那么強,有點弱,但是拉著這個車走到7%,還是有信心的。這里面還需要探討兩個問題。一個,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左是右是東是西?我認為將繼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上前進。這涉及到一個什么問題呢?什么叫做中國模式。我想中國模式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它的本質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前出現的新問題,關于國進民退,大家有很多擔心,既然搞市場經濟,民營經濟還是要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才對。我自己有個概括,計劃經濟實際上是精英經濟,相信少數人特別聰明能干,能夠決定千千萬萬人的生產生活,市場經濟是相信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經濟活動,雖然是盲目的,但是是有規律的,有方向的。這兩方面要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講究結合。
        如果我們把國進看成是應對金融危機的一種特殊的辦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長期這樣做,也是有問題的,尤其現在對一些民營企業采取的一些措施,要關閉小企業,因為你的產能太多了,這個東西已經過剩了,就要把你關掉。我想我們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產能過多了,最大的調整力量是什么?是市場。如果他犯了什么法,政府可以出面關閉。如果把過剩不過剩、是不是重復建設當成是否要關閉的一個理由,就太漠視市場的力量了。美國模式出事了,有人說市場經濟有問題,還是計劃經濟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別忘了,集中力量辦蠢事損失也不小。我想我們還是要進一步推進我們的體制改革,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系上,我們能正確地、科學地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個問題,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范圍是內是外?我認為,將從對外開放走向向外發展。對外開放好像是我們敞開大門迎接別人,守株待兔,我們未來十年應該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這次危機使外資來華投資2009年幾乎全部虧損,他們的國際聯系太多了,他們和國際市場接觸越多,虧損越嚴重。以廣東為例,廣東三資企業虧損達到了將近20%,民營企業只有1.5%。我們現在到了把出口的主力、第一主體由外資變成內資的大好時機。我們的民營企業,溫州的企業,他們出去買品牌,出去購技術,他們說現在品牌和技術價格大幅下降,現在需要銀行支持他們資金,相信他們做得會很好。我覺得現在內資企業要盡快成長,我們的政策要對我們的內資尤其是民營企業給予與外資、與國有企業一樣的支持。不管中國愿意不愿意,已經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我們去國外協調的時候,無論在IMF還是世界銀行,話語權越來越大了。這個時候,恰恰是到了中華民族振興的好時機,我們現在能不能使大家振奮起來,使得我們各種企業全面參戰,已經到了關鍵時候了。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十年以后就能看到它的曙光了。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人物簡介

          李曉西,1981年畢業于蘭州大學經濟學系,1984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碩士學位,1988年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作為訪問學者近一年,1989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任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司司長,2001年調北京師范大學工作。
          李曉西教授從事研究的主要領域為宏觀經濟,重點研究方向是價格與通貨膨脹以及引進外資的理論與實踐。主要學術專有《現代通貨膨脹理論比較研究》《宏觀經濟學:轉軌的中國經濟》等多部;合著有《中國價格結構研究》、《市場經濟概論》等。20年來,發表論文200余篇,獲全國性學術論文獎有15篇。突出的成果是八十年代中期圍繞市場化改革發表過一系列文章,產生了較大影響,被公認為市場化改革的倡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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