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下發《關于調整本市廉租住房準入標準繼續擴大廉租住房受益面的通知》，將人均月收入、家庭財產的門檻分別從800元、9萬元，放寬至低于960元、12萬元。實際上，近幾年上海頻頻降低廉租房的準入門檻，收入標準從“低保”放寬到人均月收入500元、600元、800元，人均居住面積標準從5平方米放寬至6平方米、7平方米。看來，與很多地方政府不同，上海在廉租房方面是玩真的。
　　對于高房價，相信國內的有識之士，多已表達了擔憂，很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員亦頻頻表態不支持高房價。在堅持住宅商品化、市場化原則下，光靠官員表態、政策誘引和打壓，是很難傷及高房價內核的。那么，與其如此，不若先搞住房保障。
　　道理很簡單。在一定程度上，商品住宅市場確實已成為富人或投機者的“游樂場”，房產的天然投資屬性，必然吸引大量的投資者、投機者。對此，政府很難深度調控，力度過大的行政干預會擾亂正常市場秩序，還不見得能抑制房價。那么，不妨就讓市場機制說話。政府應把精力轉向加強住房保障建設，先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居住需求。如此則基本形成住房體系的雙軌制。
　　而在住房保障體系中，廉租房當首先考慮；其次才是經濟適用房。2007年以“國24號文”為標志，國家開始在住房保障方面動真格，并修訂了《廉租住房保障辦法》，重新界定了購買對象、戶型標準、退出機制等。
　　2008年11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推出“9000億安居工程投資計劃”，12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131號文”，其中明確：2009-2011年計劃通過廉租房解決747萬戶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總投入約2150億元。然而，廉租房建設，實際上又遇到了老問題：地方政府投資不足，進度滯緩，甚至部分中西部城市靠多報人數，來套取中央的廉租房補貼。這一行為其實相當惡劣，打著為窮人謀福利的旗號，行騙取中央資金之實。還有少數地方政府的做法更為現實，干脆出售廉租房，以回籠資金，拿著錢再去建新的廉租房，以對付中央下達的廉租房指標，這嚴重扭曲了廉租房制度的本意。
　　地方政府永遠差錢，只是去年以來受經濟低迷影響，財政更加吃緊。資金短缺迫使地方政府尋求出售廉租房，結果無異于“拆東墻，補西墻”。
　　按《廉租住房保障辦法》，廉租住房保障資金來源包括：年度財政預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資金；提取貸款風險準備金和管理費用后的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余額；不得低于10%的土地出讓凈收益；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社會捐贈及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1998-2006年間，全國累計用于廉租住房制度的資金為70.8億元，其中財政預算安排資金32.1億元，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19.8億元，土地出讓凈收益3.1億元，社會捐贈0.2億元,其他資金15.6億元。
　　顯而易見，財政預算是廉租資金來源的主體。公積金增值收益是否應用于廉租房建設，存在爭議。目前公眾寄予厚望的是，能否從土地出讓金中多劃出一些，用于廉租房。住房保障原本屬于社會保障范疇，花在這里的錢，實質是財政的轉移支付，沒必要理清錢到底來自何處。但在目前廉租房資金實在難以保障的情況下，直接從土地出讓金中割出一塊“肉”，是一種“取之于房地產，用之于房地產”的直接轉移支付，無可厚非。
　　遺憾的是，土地出讓金卻是本糊涂賬。稅收是一種有法律約束的、賬目清楚的政府收入，而土地出讓金卻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操控，號稱“第二財政”的小金庫。近幾年，中央強調對土地出讓金實行收支兩條線的管理，這有助于規范管理。但想要在支持廉租房建設方面出把力，還需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切實把賣地之“肥肉”，分點油水給急于租房的窮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上海市屢屢放寬廉租房受益面、增加投資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效仿。實際上，在廉租房建設上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國前列，2000年上海成為全國首個實施廉租房制度的城市。截至2009年10月底，上海市廉租房受益家庭累計已達6萬戶，遠高于北京的2.6萬戶，數量全國最多。
　　發達國家的廉租房能覆蓋10%～20%的中低收入群體，中國香港高達三分之一。而我國大部分城市尚不足1%，即使2011年能按計劃解決全國747萬戶的廉租問題，也僅占全部城鎮家庭的不足4%。“革命”遠未成功，政府尚須努力。地方政府絕不能以沒錢為借口，在廉租房問題上打太極、搗糨糊、磨洋功。

（作者系房產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