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資源將可能更多地流向新興經濟體，全球消費力量也正開始從美國等少數幾個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

    ●歐美過度消費經濟發展模式的終結，也意味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出口投資導向經濟發展模式的難以為繼。新興經濟體應高度重視發展模式轉變問題。

    ●新興經濟體如不及時轉變發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落伍。

    ●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三重身份疊加增加了發展模式轉型的復雜性和難度，從而對制度變革的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提出了要求。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德國技術合作公司舉辦了以“后危機時代的新興經濟體——新挑戰、新角色、新模式”為主題的第67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來自中央有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25個省市自治區，以及來自德國、俄羅斯、印度、巴西、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官員和學者300多人參加了本次論壇。與會專家重點就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發展方式轉型與變革展開深入研討。

    一、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發展牽動世界經濟全局

    與會專家認為，在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在拉動世界經濟復蘇中的作用巨大。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將帶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
    新興經濟體在反危機中貢獻突出，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有專家指出，主要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已將近全球的30%。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新興經濟體整體表現不俗。雖然也受到嚴重沖擊，但仍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率，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9%，今年“保八”可期。據預計，今明兩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為5.4%和6.4%，新興經濟體為1.7%和5.1%，均遠勝于發達經濟體-3.4%和1.3%的預期增長率。2008年“金磚四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預計今年中、印兩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50%。
    “金磚四國”整體崛起是世界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史以來第一次非西方國家的整體崛起。有專家認為“金磚四國”的整體崛起將深刻影響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非常突出：在整個西方國家負增長的情況下，“金磚四國”平均增長約4%，從而使全世界危機的程度大大減輕。有專家預測，到2050年“金磚四國”的總量要超過現在的G7總量，將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新興經濟體國際話語權不斷提高。有專家指出，近幾十年來，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凸顯，逐漸地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話語權，增加了國際博弈中議價的分量。例如，2008年年底的G20華盛頓峰會和2009年9月的G20匹茲堡會議，都清晰地預示著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包含新興經濟體在內的20個國家已經正式取代了由發達國家組成的8國集團，成為今后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平臺，并由此形成未來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框架。在這次匹茲堡峰會上，發達經濟體已經同意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把至少3%的世界銀行投票權轉移給新興經濟體，并承諾新興經濟體在未來全球經濟治理中將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全球經濟重心向新興經濟體轉移態勢明顯。有專家表示，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新興經濟體明年的經濟增速有望達到5.56%，未來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作用將更為突出。全球經濟資源將可能更多地流向新興經濟體，全球消費力量也正開始從美國等少數幾個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

    二、在歐美市場萎縮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轉變發展模式難題

    與會專家認為，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歐美市場萎縮成為定局。歐美過度消費經濟發展模式的終結，也意味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出口投資導向經濟發展模式的難以為繼。
    新興經濟體應高度重視發展模式轉變問題。有專家提出，目前“去杠桿化”還在進行，但已趨于穩定，世界經濟進入“可預見的衰退”。以美國為例，私人部門儲蓄率已由2年前的負值上升為7%，按此上升勢頭，明年將達到8%以上。而儲蓄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消費將減少600至800億美元。這將打破原有國際經濟循環，由此加大了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變的緊迫性。有專家指出，每一次國際經濟結構的大調整，都會伴隨著一些國家和地區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相對地位的巨大變動。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曾經暴露了“亞洲四小龍”發展模式的問題，新興經濟體如不及時轉變發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落伍。
    各新興經濟體發展都面臨各自的結構性缺陷。來自各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專家都從不同的側面討論本國發展模式中的問題。
    ——俄羅斯：以高油價為基礎的經濟增長。專家指出，近年來俄羅斯GDP指標之所以能提高，是建立在高油價的基礎上。如果石油價格達到每桶70美元以上財政就盈余，70美元以下就虧損。這就導致俄羅斯在能源上有很大的話語權，而在其它方面的話語權就不大。
    ——巴西：低儲蓄率造成經濟自我生長能力較弱。專家指出，2009年巴西經濟恢復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于耐用品的消費、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存款儲備金的減少。但是，需要清楚地看到，雖然巴西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相對好一些，尤其是資源和能源相當豐富，但開采受到諸多限制。而且，巴西的儲蓄率比較低，投資能力比較弱，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不足。
    ——印度：投資環境差使得各產業難以全面發展。專家指出，印度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條件相當落后，且內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這使得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機構投資者相當困難。同時，原本競爭力較強的整個印度軟件外包業，在金融危機下受到嚴重打擊，在產業結構升級中無法扮演主角。由此，下一步印度需要重點優化投資環境，大力發展制造業。
    ——越南：對外依存度過高與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專家指出，越南經濟的60%都依賴出口和外國投資。雖然危機中政府政策由控制通貨膨脹迅速調整為防止經濟下滑，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持續增長仍然面臨困境，比如，越南97%的企業是小企業，農業人口占較大比重。
    不轉變發展模式，新興經濟體很難取得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有專家認為，無論是2008年10月的華盛頓峰會，還是2009年10月的20國集團會議，還是其間的兩次G8會議、約翰內斯堡會議，以及無數次的部長級會議、氣候會議、核能會議、流行病會議等等，都是關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會議。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召開這么多高層會議是從未有過的，這是全球治理進入新階段的最好例證。G20中的“金磚四國”作為新增加的主體，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貨幣方案、氣候方案等等，但是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能夠實現的。這就暴露出“金磚四國”雖然上了舞臺，但還沒有擔任主角能力的現實困境。

    三、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變是一種整體性、系統性的結構調整

    與會專家認為，從外部看，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變面臨外需不振、貿易保護主義和國際經濟秩序重建的挑戰；從各國內部看，涉及經濟、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新興經濟體普遍需要解決內部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有專家指出，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是實現外需與內需的平衡、投資與消費的平衡，應當在堅持經濟全球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把更多精力放在內需市場的拓展上。與此同時，還要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平衡，理順政府與私人部門在投資和消費領域的關系。有專家強調，新興經濟體要處理好四對關系：一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既要在發展中促進虛擬經濟創新，又要防止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二是傳統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關系，既要大力發展以新能源、環保、信息生物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更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形成符合自身資源優勢的現代產業體系；三是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關系，既要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又要重視提高中小企業的發展；四是國內市場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既要不斷完善國內市場，營造公開透明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秩序，又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對話與合作，充分利用G20、APEC、亞歐會議等對話機制，改變世界經濟秩序。
    新興經濟體普遍需要注重社會結構調整與社會轉型。有專家認為，新興經濟體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常常導致政策兩難的局面：一方面危機反映了調整經濟結構的緊迫性，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不到位，又必須關注就業和經濟增長，使得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只好往后推。一些專家指出，中國城鄉、區域、行業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不發生根本改變的條件下，在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仍然較低的條件下，擴大內需的戰略就難以持續。有專家提出“重建社會”的重要性，要擴大中產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改善底層生存形態，促進不同階層的互惠互生空間和拓寬社會生存的渠道。有專家建議，新興經濟體要以提高居民消費率為目標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采取優先投資于人的戰略，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發展低碳經濟成為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變的重要任務。有專家指出，低碳經濟將成為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驅動力，也是新興經濟體發展的共同需要。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國排第一位，俄羅斯排第三位，印度排第四位，幾個新興經濟體的大國均居世界前列。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變，就是要走出一條以低碳為基礎，注重科技創新，不斷提高能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四、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變關鍵在于制度變革

    與會專家認為，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不能單純依靠經濟刺激政策來應對內外需求的變化，從中長期看，關鍵是改變創新的軟肋，堅持積極的政策調整和制度變革并舉，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
    推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環境在內的綜合改革。有專家認為，在這次危機中，新興經濟體迅速做出了政策調整，普遍采取了擴大內需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取得積極成效，但也暴露出政策的不可持續性和不確定性。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三重身份疊加增加了發展模式轉型的復雜性和難度，從而對制度變革的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提出了要求。此外，有專家認為，單純的財政貨幣政策指標不治本，應當在多個領域全方位建立發展模式轉變的制度安排。在經濟領域，應使經濟增長由政府主導平穩過渡到市場主導，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社會領域，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全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政治領域，建立合理的權利結構，改善民主政治與公共治理機制；在生態環境領域，要重點推進碳交易體制機制建設，為低碳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在文化領域，促進東西方文明的融合，促進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文明的融合，建立開放兼容的文化體制。
    尤其注重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有專家指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治理危機很大程度反映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處理不好上。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政府在拉動經濟增長上仍然具有強大的作用，這既是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也是結構性缺陷產生的根源。有專家提出，政府是制度的供給者、產權的界定者和服務的提供者，除此之外，政府不應對經濟社會干預過多。有專家提出，要通過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實現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公正的雙線均衡，要改變強政府弱社會、強國弱民、強權力弱資本的公共治理結構。
    合理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有專家提出，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高難度的金融創新上的失手，不代表其融入全球經濟的常規動作完成得不好，新興經濟體應當學習其成功經驗，并積極尋求合作，實現“共享人類智慧，共謀全球發展”。有專家認為，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證，德國的社會和生態市場經濟模式，兼顧了市場、社會、生態等多重目標，是一種具有很強生命力的模式，值得新興經濟體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