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議，加快推進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國民消費能力，從“民生”中要生產力，盡早實現我國從“生產大國”向“生活大國”，“制造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變。
    王永昌說，建設“生活大國”，就是在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國家要著眼于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國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需要，通過加強政府公共服務，擴大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國民福利水平，促進國民經濟與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協調并進。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獨立住宅、汽車、各種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普及化，二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包括新的中產階級形成、專業人員及白領職業隊伍迅速擴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區化等。
    王永昌認為，世界多數國家在向現代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了成功轉型與停滯不前的兩種案例。西方發達國家在轉型中“福利國家”理念驟然強化。美國在上世紀大蕭條時期，通過羅斯福新政提高社會救濟、調整勞資關系、擴大內需，成功擺脫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均GDP相繼達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被稱為“拉美陷阱”。這些國家大幅度削減關稅，過度依賴出口，內需不足；國民收入結構不合理，輕視民生問題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矛盾增多，城郊出現大量失地農民、貧民窟。
    王永昌說，這些經驗教訓值得汲取。建設“生活大國”必須首先解決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從國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幾年來，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不斷下降，政府、企業比重不斷上升；從國民收入支出來看，我國投資率近十幾年來持續攀升，從“六五”到“十五”期間，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費率卻持續下降并嚴重偏低，遠遠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從再分配調節來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來源主要是社會保險繳款和收入稅，支出主要是社會福利支出。從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說明政府并未發揮再分配功能調節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籌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與社會福利無關的用途。
    王永昌建議，必須從民生出發建設“生活大國”、“消費大國”，改革國民收入分配體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打造橄欖形社會結構。在今后內需達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稅率，將用于支持出口、補貼外國消費者的錢用于支持消費、補貼國內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