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加大酒后駕駛打擊力度，南京市從8月15日起組織開展為期兩個月的酒后駕駛違法行為集中整治行動。同時，相關部門將聯合出臺長效機制嚴禁酒后駕車，其中同桌勸駕駛人飲酒或同車明知駕駛人酒后駕車不及時主動勸阻制止的，將通報相關單位和主管部門予以內部處理，情節嚴重的要媒體公開曝光并追究連帶責任。(據《長江商報》)張兮兮  繪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交通秩序就是社會推行法治狀況的縮影。機動車輛是否禮讓處于弱勢的行人、紅綠信號燈是否產生充分的約束效應、警察如何處理道路阻滯和事故、地方政府如何收取通行費等各種現象，既反映了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征，也被看做衡量公民守法意識的顯著指標。因此，有序化機制創新的探討，不妨從城市交通起步。
    最近，各地接二連三發生惡性事故，對肇事者懲罰的輕重之爭被推到公眾輿論的聚光燈下，也再一次把中國交通規則的合理性和執行實效的問題提上了立法、司法以及行政的議事日程。
    面對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劇增的現實，許多人強調的對策是加重對駕駛者的制裁力度，以嚴刑峻罰來整治“汽車變成兇器”的亂象。通過傳統的司法群眾路線和時尚的司法輿論監督，這種“民意”已經開始在審判機構長驅直入。
    例如，7月20日作出的杭州飆車致人死亡案一審判決，依照《刑法》第133條關于交通肇事罪的規定和被告態度等具體情節，對被告胡斌課以三年有期徒刑。這是持之有據的判決，但遭到被害人親屬的抗議，而且激起了民間一片噓聲。網絡輿論顯然傾向于加重懲處。三天后，成都市中級法院援引《刑法》關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第115條審理交通事故訴訟，判處因無證、酗酒開車而造成四死一傷嚴重后果的被告孫偉銘極刑，贏得了一般觀眾的喝彩。
    按照現行規定，交通肇事罪一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非常惡劣的可判三年到七年，因逃逸而導致受害人死亡的才處以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從立法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制裁力度輕于《刑法》第264條關于盜竊罪的規定，確實有失公平。雖然可以推測這兩個條款的差異，來自對主觀惡意程度的考量，以交通肇事的過失性和盜竊的故意性為前提條件，但是，就危害社會的后果而言，我們認為，對駕駛過失致人死傷罪的量刑幅度，還是不應該比盜竊罪的懲處顯得從輕發落。
    在這個意義上也不妨承認，要求對惡性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加重法定刑的主張是不無道理的。正是基于同樣的考慮，中國臺灣、香港地區的有關立法，另行設置了危險駕駛致人死傷罪，以便對因無證或酒后駕駛或飆車等引起的惡性案件提高制裁的力度。當然，究竟要不要對這類特大交通事故的作案者處以無期徒刑或死刑，取決于刑事政策的權衡，依然還有商榷的余地。問題是中國現行法律并沒有對“過失駕駛”與“危險駕駛”區別規定，目前的交通肇事罪主要以駕駛的過失為基礎，顯然存在著畸輕的流弊。
    正是以《刑法》規范的欠缺為背景，成都和南京等地的法院試圖援引《刑法》第115條關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定，借助對“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的涵意解釋，為審理特大交通事故案件找到現行法律上的根據，以此避免罪罰不相當的結局。按照這個條文的罰則，被告可以被課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乃至死刑。因此，在修改《刑法》、增設“危險駕駛罪”之前，對通過解釋技術適用危害公共安全罪條款的做法不妨加以肯定。
    盡管如此，還是不得不指出：加重刑罰只是治標的舉措，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城市交通狀況惡化、特大事故頻繁發生的局面。目前在駕駛者與行人之間存在的高度緊張的關系，只有通過合理的機制設計才能得到調整和重組。
    如果在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觀察幾分鐘，或在市區的環線或高架上驅車轉一圈，你就會發現：四處任意穿行的匆忙過客，帶頭無視規則的巴士和的士，高速小轉彎的轎車，不受信號燈支配的摩托、電瓶車、自行車以及三輪車等構成了環生的險象，交通事故死亡的陰影無所不在。這讓人聯想起老子的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由此亦可見，試圖以死刑防止惡性交通事故的效果未必就特別管用。
    在所有的法律現象中，交通規則是最不受利害關系和意識形態左右的標準，是政府提供的最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公共物品，本來是最應該也最有可能得到嚴格遵循的。按照統一的交通規則行走的益處顯而易見：減少碰撞和沖突，增強安全感，以一定速度駕駛和降低剎車、改道的頻度可以節能降耗，等等。但在中國，遵守交通規則顯得犯傻，而違反行為似乎反倒成為常態了。例如，禮讓行人的駕駛者會不斷遭到尾隨汽車鳴笛抗議，或被強行超車。再比如，拐彎妨礙直行車流的駕駛者顯得那么理直氣壯而又人多勢眾，并且他們之間也不愿意依序行駛，結果往往形成干擾合法駕駛的三層防線，蔚為大觀。
    當城市交通呈現出“布朗運動”的特征時，規則的系統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一切都是隨機的、不確定的。既然系統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分子化的個體就必須強化各自的應變功能。這或許構成國人越來越聰明的原因，但卻一直妨礙著我們建構起必要的、合理的社會系統，也妨礙了系統信任的釀成和強化，從而妨礙了各種風險的削減或預防。在這樣形勢比人強的客觀條件下，僅靠嚴刑峻罰能奏效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面對惡性交通事故日益增多的現狀，在修改《刑法》以加大制裁力度的同時，還應該重新考慮整頓交通的機制設計。實際上，如果制定規則禁止汽車紅燈小拐彎，或者在允許行人橫越馬路的綠色信號與允許汽車拐彎的綠色箭頭之間設置適當的時間差，或者規定雙輪車也必須與四輪車同樣服從交通信號燈的指示，就有可能大幅度減少目前城市交通的亂象。如果在駕駛技能培訓和資格認定階段嵌入紀律化動機，并通過經常的大規模執法整治，增進交通安全意識，就有可能逐步確立良好的行為模式。
    總而言之，在處理過失駕駛或危險駕駛案件時，“處以死刑算不了什么，機制決定一切”應該成為交通法治的口號。

作者簡介

季衛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凱原講席教授”。現任日本法社會學會(JASL)理事、亞洲太平洋論壇(淡路會議)研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CIDEG學術委員會委員、專業期刊《法社會學》(意大利)學術編委、綜合性思想期刊《二十一世紀》(香港)執行編委。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法社會學、比較法學、中國的政治與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