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萊蕪鋼鐵集團被專家斷言“只能達到年產200多萬噸鋼的規模”，因為萊蕪水資源匱乏，而鋼鐵生產需要大量的水。如今，萊鋼產量是1995年的十倍，而耗水量卻僅與當時年產112萬噸鋼時的耗水總量持平。
    在山東魯北企業集團，記者看到，磷銨生產排放的廢渣磷石膏被分解為水泥熟料和二氧化硫窯氣制硫酸，硫酸返回用于生產磷銨，吸收尾氣得到的液體二氧化硫用于提溴，硫在裝置中循環使用，既解決了廢渣磷石膏堆存占地導致的磷復肥工業發展難題，又開辟了新的生產硫酸和水泥路線，避免了石灰石生產水泥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氣體排放。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近年來，秉持著“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資源化(recycle)”3R原則的企業先鋒開始試水循環經濟，通過搭建涵蓋了節能、環保和資源綜合利用等多方面的產業體系，這些企業嘗到了甜頭。
    “無論是近年來國家發改委先后進行的兩批循環經濟試點，還是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以及近日科技部正在進行的國家‘十二五’循環經濟科技規劃戰略研究……這一系列舉措都說明我國循環經濟產業體系的建立已經被推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上。”我國知名循環經濟專家、北京工業大學循環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會強研究員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指出。

    以點帶面，個案試點探討成功產業模式

    “發展循環經濟，不僅要循環，而且要經濟。”程會強如是說。曾跑遍全國各省調研循環經濟發展的他總是向企業強調，不能為了循環而循環，而是要在技術合理、經濟可行和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前提下，在注重經濟效益的同時，實現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多贏。
    作為兩批國家循環經濟試點的評委，程會強深有體會地說：“經過兩批國家循環經濟試點，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等重點行業已經初步形成了具有行業特色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這些來自于傳統意義上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企業，不僅通過發展循環經濟摘掉了‘兩高’帽子，還為企業增加了利潤，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循環經濟產業。”如濟鋼、萊鋼、鞍鋼、寶鋼、太鋼等鋼鐵企業除了鐵素循環鏈外，還形成了非金屬固體廢棄物循環鏈、二次能源循環鏈及水資源循環鏈等。它們利用高爐渣、焦化副產品、粉煤灰、石灰石尾礦等廢棄資源建立建材生產線和焦化副產品深加工項目；對冶金過程中產生的焦爐煤氣、高爐煤氣、轉爐煤氣以及余熱余壓資源進行回收發電；在全工序中推廣分質供水、串級用水、閉路循環、反滲透膜處理等節水工藝技術，噸鋼耗水量不斷下降，象萊鋼只有3.42噸。萊鋼表示，從2005年開始發展循環經濟產業兩年后，2007年比2005年鋼產量增加了130多萬噸，銷售收入增加了190億元。通過發展循環經濟產業，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拓展了利潤來源。
    在天津北疆電廠和山東魯北企業集團，記者看到了清潔發電、鹽堿化工和海水淡化三者合一的“電、水、鹽聯產”，在化工企業、電力企業中運作的成功模式———熱電廠汽輪機冷卻采用海水冷卻，鍋爐補給水取自反滲透海水淡化裝置，濃縮后的溫排海水送鹽廠提溴、制鹽、生產氯堿，氯堿產生的氫氣和氯氣可以用作石油化工的原料，鍋爐排放的煤渣則用作水泥混合材料……
    程會強說，這些企業通過產業流程生態設計升級改造形成了其行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特色，為形成中國特色的不同類型的循環經濟典型發展模式提供了很好的素材。通過以點帶面的作用，在我國一些省份中，循環經濟產業甚至成為了近年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
   據浙江省統計局副局長王杰介紹：“2003年至2006年，浙江規模以上企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50.2%，已成為浙江工業行業中增長最快的行業。”在浙江，循環經濟產業在區域和企業兩個層面得到同步發展。目前，已涌現出一批循環經濟發展較好的園區，如紹興濱海工業園區、寧波化工園區等。同時，涌現出一批循環經濟發展較好的企業，省級綠色企業累計已達206家，如杭鋼、新安化工、長三角建材等。浙江省發改委表示，截至2006年，浙江省資源綜合利用生產企業增加到331家，實現產值141億元，綜合利用固體廢棄物3440萬噸，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率達92.5%。

    立法先行，發達國家功能性布局值得借鑒

    “循環經濟產業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已經取得了巨大效益。”程會強以德國和日本為例，為記者詳解了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產業體系搭建的關鍵點。
    德國和日本是世界發展循環經濟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立法先行，并非常重視物質流的分析，為發展循環經濟產業進行了功能性布局。日本是循環經濟立法最全面的國家。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循環型經濟構想》，2000年明確了建設“循環經濟社會”的戰略目標，并進行了三個層面的立法：第一層面是基礎層面，頒布《推進形成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第二層面是綜合性法律，如《廢棄物處理法》、《再生資源促進利用法》等；第三層面是具體法規，如《食品循環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環利用法》、《家用電器回收使用法》、《容器和包裝材料循環利用法》等。日本循環經濟立法明確了政府、企業、公眾各方的責任，形成了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機制和布局。
    德國是世界上發展循環經濟最早的國家之一。早在1972年就制訂了《廢棄物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立法為培育新興產業的形成提供了法制保障，但是政府立法屬于發展循環經濟產業的倒逼機制，真正使企業成為循環經濟發展的主體，則要靠市場引導機制，給企業以利潤空間。如德國的柏林水務集團采取政府和企業聯合入股投資的方式，政府投資50.1%，其他股東作為合伙股份投資49.9%。公司由于利益驅使而自覺創新循環經濟技術，在對污水進行機械處理之后，還進行再下一步的生物處理和污泥處理，生產化肥并利用污泥發電。目前，柏林水務集團已經擴張到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也有BOT/TOT項目。相比之下，中國水務部門主要依靠政府補貼，導致大部分污水處理公司只對污水進行機械處理，并沒有達到廢物資源梯級利用最大化和廢物資源化利潤最大化。

    “十二五”黑馬，五因素打造產業制高點

    “按照《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部署及循環經濟發展的科技需求，科技部不斷加大對發展循環經濟關鍵與共性技術攻關支持力度，僅‘十一五’前3年，在這一領域的科技投入約為40億元。”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表示。據悉，科技部已經制訂了《國家“十二五”循環經濟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以為“十二五”國家科技發展規劃做準備。目前國內已經有一批循環經濟典型關鍵技術日趨成熟并得到運用，現在提出的發展要求是循環經濟的規模化、產業化，一些新技術的轉化應用有待在“十二五”期間進一步加強。
    程會強告訴記者，中國有必要、有條件、有希望發展壯大循環經濟產業，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產業體系和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制高點。首先，中國有非常廣大的市場需求，這是培育形成新興產業的基本前提；其次，國家對發展循環經濟高度重視，已將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并通過立法和完善配套政策、標準、規范為壯大循環經濟產業提供法制和政策保障；第三，現政府各部門規劃均把培育循環經濟產業作為“十二五”期間的戰略目標，這些戰略規劃為發展該產業提供了指引；第四，通過循環經濟試點，實施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和國家973、863計劃等重大項目，為循環經濟產業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奠定了產學研合作的基礎；第五，循環經濟的發展既要有硬實力又要有軟實力。它既是先進生產力，也是先進文化和生態文明的體現。因此，通過宣傳教育，提高國民意識，使循環經濟理念深入人心，也為發展循環經濟產業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