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關鍵在于發揮消費作為我國經濟增長“三套馬車”領頭馬的作用，盡快促使我國居民保守消費模式向適度消費模式轉變。而我國居民保守消費模式主要是由于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造成的，因此，轉變消費模式，就必須以強化社會保障為突破口，在擴大社會保障范圍、增加社會保障項目、提高社會保障力度上拿出大動作。
 
　　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關鍵在于發揮消費作為我國經濟增長“三套馬車”領頭馬的作用。然而，受我國社會保障覆蓋面窄、社會保障力度不夠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絕大多數居民自發形成了保守消費的模式，嚴重地制約了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為發揮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最終拉動作用，非得盡快促使我國居民從保守消費模式向適度消費模式轉變不可。
　　概括起來，世界上存在三種消費模式：
　　一是以美國居民為代表的超前消費模式，它的顯著特點是居民透支未來的收入，儲蓄較少。在超前消費模式形成之初，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在超前消費模式形成之后并沒有改變之前，其對經濟增長的新的拉動作用趨向于零。但是，一旦改變這種超前消費模式為適度消費或保守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就會很大。目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猛烈沖擊下，美國許多居民被迫限制了超前消費，而這加劇了美國實體經濟的衰退。因此，超前消費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消費模式。
　　二是以我國居民為代表的保守消費模式，顯著特點是居民消費少于收入，居民儲蓄余額較多。居民儲蓄與居民當前消費表現出一種反向的關系，儲蓄越多，當前消費越有限。保守消費模式不僅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最終消費能力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而且使銀行個人存款大幅度增加并構成了銀行資金運用壓力，在客觀上刺激了投資擴張。
　　三是適度消費模式，它介于超前消費模式和保守消費模式之間，居民消費與收入大體平衡并有所節余。這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消費模式，對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可產生多方面的積極作用。
　　我國居民保守消費模式并非“與生俱來”。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很低，但消費品更為短缺，大多數消費品都憑票供應，當時根本不存在居民保守消費的問題。我國居民保守消費模式是在市場化改革之后逐步形成的。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后，家庭、個人生存與發展風險急劇增加，強化了家庭、個人的保險意識；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后，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福利性保障”的格局被打破，而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對滯后，難以滿足居民的保障需要，更強化了居民“家庭保障”的行為。許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水平的居民為應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與發展的現實或潛在風險，不得不緊縮常規性消費開支，盡可能地增加儲蓄。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大幅度、超常規增長，增長幅度遠遠超過同期GDP、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就是我國居民保守消費模式的間接體現。
　　既然我國居民保守消費模式主要是由于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造成的，因此，變保守消費模式為適度消費模式，就要以強化社會保障為突破口。
　　首先，擴大社會保障范圍。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提高和可供支配財力的增加，我國要逐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最終實現全民社會保障的目標。第一步，將城市未納入社會保障范圍的人口全部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第二步，將農村無子女戶、無子戶、獨生子女戶、喪失勞動能力戶的人口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第三步，將其他農村人口全部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并最終實現我國全民社會保障的目標。
　　其次，增加社會保障項目。目前，我國社會保障主要局限于失業、醫療和養老社會保障，教育、住房未納入社會保障。隨著教育、住房消費價格的大幅度上漲，我國許多居民用于教育、住房的開支巨大，有的甚至傾其所有都難以解決子女教育和購買住房的費用問題。許多中低收入者節約常規性消費開支以增加儲蓄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現實的或未來子女教育問題和購買住房問題。因此，我國要將教育、住房納入社會保障。如對城鎮低收入戶實行住房保障，提供廉租房、低價福利房等；如普及城鄉12年制義務教育，大幅度降低居民普通教育的開支；如降低居民高等教育的費用開支并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資風險，對城鎮、農村低收入戶子女上大學或職業學校，實行免學費并提供助學金的保障制度等等。
　　再者，提高社會保障力度。目前，我國現有的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在總體上還處于“低保”水平，實際上只發揮了“補充保障”的作用，離“基本保障”的目標還有較大差距。因此，我國在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增加社會保障項目的同時，要逐步提高失業、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所有項目的社會保障力度，真正發揮社會保障的“基本保障”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淡化個人、家庭保障的功能，才能免除或減輕居民的“后顧之憂”。
　　適度消費模式的建立，對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促進作用所產生的積極的、綜合的效應，比彌補強化社會保障所增加的開支要大得多。（作者系經濟學博士，證券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