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年前的次貸危機爆發，到如今的危機終結初現端倪，雖然世界各國在對危機的認知及治理過程中均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世界范圍內各國之間的聯合監管是規避此類危機再度蔓延的重要手段，但是因急于整治各國內部次貸危機沖擊，這一重要政策舉措反被束之高閣。時至今日，美國、英國與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均開始討論金融監管改革議案。在近期舉行的歐盟峰會上，歐盟27國終于開始搭建泛歐金融監管框架，同意設立一個歐洲系統性危機委員會（ESRB）。
　　就在本周，英國財政大臣達林將公布金融規范改革的藍圖。據相關媒體披露：這份藍圖雖然不是最終定版，但是基本還將維持財政部、央行和金融管理局（FSA）三足鼎立的監管架構，不會把權力大幅移轉給英格蘭銀行(央行)；而此前奧巴馬公布的美國金融改革計劃則將賦予美聯儲（FED）更多的權力以監管美國規模最大、最具系統關聯性的美國金融公司，同時宣布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機構來管理普通消費者的非理性行為。
　　從表面上看，美國與歐盟呈現出不同的金融體系監管改革傾向。英國與歐盟均主張監管權力分散與相互制約的原則，而美國則傾向于建立一個一體化、全能的金融監管機構來監控市場系統性風險。但是從最近數次會議與市場、媒體的真實反映來看，未來的發展卻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如歐盟在峰會上爭議不斷，在關于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繼任問題上，原本親近巴羅佐，事實上也得到巴羅佐支持的法、德兩國卻猶豫不決。這將對未來歐洲系統性危機委員會（ESRB）的前景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試想，如果沒有法德兩國的支持，歐盟在泛歐監管問題上豈不是舉步維艱？而英國在歐盟統一監管問題上嚴控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執掌ESRB的堅決行動，也使歐盟最終在統一監管領域面臨諸多的爭議和妥協。
　　如果需要英、法、德等歐盟主要成員國相互妥協達成一致，那么這個歐洲系統性危機委員會的作用能力將會被大大削弱，最為悲觀的預期是，或許只能達成形式上的統一，而非實質性的共同監管。而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也受到社會以及輿論普遍的質疑：如果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權力全部集中于美聯儲，那么誰來監管美聯儲的潛在“越軌”行為呢？權力膨脹滋生的腐敗是危機最易滋生的溫床。
　　種種爭議和質疑，顯示出世界范圍內金融監管，尤其是聯合金融監管的前景堪憂。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力量過于強大，絕非朝夕能夠改變，如歷來強調權力分離的歐洲對于自身利益的訴求過于強烈；而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美國則不會放棄對美聯儲的造神運動；另一方面則源于現實利益的沖突，如仍在歐元區外的英國不會放任歐元主宰英鎊，美國金融機構高層總是逆勢為高管加薪等等。
　　如果這些現實的問題得不到有效的協調或者解決，那么世界范圍內的監管與聯合監管革新將仍未可期。那么對于中國而言，如何積極參與到全球監管合作的框架中來，將是一個有重要研究價值的課題。畢竟，現在世界銀行將世界經濟復蘇的希望寄托于中美兩國的經濟復蘇，IMF的增資擴股也向中國頻頻伸出橄欖枝。
　　考慮到即便是在歐盟這樣的區域內，世界范圍內的聯合監管，目前也難以取得真正行之有效的成果，中國在這一問題上仍需保持足夠的謹慎。尤其在涉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沖突的地方，可能將比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斗爭更為激烈。其實，這也是為何歷史上南北合作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所在。
　　而在預期新一輪南北合作進展遲緩之際，加強以中國為核心的南南國際監管合作，甚至擴展至危機時期的經濟交流將是有效的替代措施。這也是在全局整合困難時，實現局部突破的主要戰略選擇。如果能夠有效地加強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之間的金融監管合作，并在其中發揮主導性作用，那由此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同樣不言而喻。（作者系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