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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金融海嘯令西方金融業遭受重創，對于因有防火墻而受損不大的中國金融業來說，這正是一個加快發展、縮小差距的良機。中國金融業正積極營造國際化金融中心，實施戰略創新。筆者相信，中國金融業完全有可能利用這次西方危機的機會，夯實自己的根基，縮小與西方金融業的差距，但也想提醒金融業的精英們，在推進金融創新過程中，不要脫離國情，忽視數以億計的“窮人”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當前人們所說的“金融創新”主要是指上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金融業的革新浪潮，包括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創新。
盡管金融業對社會生產、再生產過程所產生的或是促進、或是制約的反作用非常明顯，但從根本上說，金融業的發展變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的發展變化所決定的。例如，正是橫越美洲的鐵路建設大潮帶動了美國股市、債市的興起；農業進入商品化大規模生產后，催生了美國的期貨市場；由大銀行牽頭的“從漢堡包到導彈，什么都制造”的金融寡頭財團的形成正是美國制造業鼎盛時期的產物；而風險投資業從默默無聞到勃然興起則是借高技術產業之助。
金融創新作為金融業發展的一個階段也不會逃脫這個規律，但是應該看到，在創新中走在最前面的美國金融業，是處于極為特殊的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下開始創新之旅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別的國家難以完全仿效。
戰后初期，美國提供了西方世界一半以上的工業生產，囤積了3/4的黃金儲備。各國都需要用美元從美國購買工業品。根據布雷頓森林體制的安排，各國央行還能按固定價格用美元從美國換回真正的黃金，所以美元具備黃金一樣的地位。當然，美國人也能拿自己發行的紙幣，從世界各地購買各種商品。正如當紅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說，美國人不是沒有生產襯衣的能力。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的美國，用紙做的美元就能換來襯衣，何必自己辛苦去做呢？
隨著歐洲和日本工業的恢復和振興，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興起，美國傳統工業制造業的競爭能力一路下滑，再也賣不出那么多工業品，也拿不出那么多黃金回收自己的紙幣了。于是，美元危機了，布雷頓森林制度解體了。但是，各國仍然源源不斷地用自己的襯衣、冰箱、彩電去換取紙制的美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國安排下，各國只有用美元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換回自己所需要的石油。如果有一天，產油國買夠了軍火和奔馳、寶馬、黃金珠寶后，覺得拿著這么多紙做的美元沒有用了，這個連環套解體了，美國人也再不能用紙做的美元換襯衣和冰箱、彩電了。因此，必須給這些“石油美元”找個出路。
聰明的美國金融精英們找到了一個好出路，就是“開局設賭”，創新出“什么都做，就是不做對沖的對沖基金”，創造出名目繁多、由衍生品衍生出的金融新產品，引誘美元游資到“金融創新”的賭局中去博，從而維持住了美元的地位。到后來，美國人不僅不想生產襯衣了，連住房也不想自己花錢去造了，就創新出“次貸”，打包賣給國人和外國人。結果玩過頭了，害了國人，也害了外國人。
在經歷了30年高速發展后，我國也有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士不想再辦實業，而想要“高端理財服務”，在資本市場上賭一把。但是，他們肯定還不足以形成中國金融服務市場的主流需求，因為中國畢竟還沒有實現自己的工業化目標，一大批國有或民營企業正在努力做大做強，向世界領先地位沖擊，他們更需要的是有助于發展實業的、有創新精神的現代化金融服務。特別是，中國還有數以億計，像孟加拉的菲麗達女士那樣，只要能得到一筆購買人力三輪車的小小貸款就能擺脫貧困命運的農業和非農業人口。他們極其需要尤努斯博士創建的格萊珉銀行那樣的金融創新。
順便提及的是，格萊珉銀行并不是慈善機構，也是個商業化運作的金融機構。一場令2/3國土被淹的大洪水曾令銀行未能及時收回20%借款人的還款，但是經過對自己模式的創新，銀行很快又恢復了元氣。而精于美國式金融創新的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在金融海嘯襲來時，卻尸骨難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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