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裕真相》

　  李德林 尹鋒著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　　

　　黃光裕又被抓捕了……胡潤榜被人叫做“殺豬榜”，于此又獲得一個證據。
　　黃光裕發達的思路即是如此：造勢堆名獲得現金，利用現金進行資本運作，以期獲得更多現金。問題在于，他獲得現金的手段是不是合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聰明的企業家會利用法律的空隙，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實現；少數膽子更大的，走在法律的前頭……那些幸運兒，等到了法律的修訂；有一些人，很不幸，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但如果把黃光裕也作為時代的犧牲品，我是不會同意的。
　　我是山西人，談起商業，很多人都會提起晉商。據梁小民先生的考證，一部分山西商人勾結官府，做大宗貨物(食鹽、糧食、茶葉)的生意，積累了最初的財富，后來才發展票號，逐漸流布全國，成為重要的商幫。上世紀30年代初期，民族工業進入黃金時代。其后國事日蹙，民族工業一部分破產了，另外一部分或者被官僚資本吞并，或者跟官僚資本結合。總之，到1948年底，中國的私營資本幾乎陷于停頓。
　　改革開放之后，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的私營資本的發展實際上并沒有獲得足夠的合法性。我們認同“發展是硬道理”，但如果問一句“發展傷害法律將如何”，主張改革的學者就很難回答。我們知道，我們也一貫主張，市場經濟的根基是法制。如果我們為了發展而不顧法制，無異于自掘墳墓。但我們又深深知道，我們的經濟是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很多法律過時，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我們片面強調法制，而不能放手發展，那也是自斷活路。
　　商業和法律的博弈，是3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不斷呈示的主題。小崗村分地的時候，當事人明知違法而毅然行之。如今，我們認可這行為的正當性。溫州小工廠雇工超過8人而遭遇制裁，如今我們感到汗顏慚愧。在商業和法律30年的博弈歷史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奇特的景觀：法律雖然經常被詬病，被修改，貌似法律失敗了，商業獲得了很多勝利。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失敗的是過時的法律條文，而不是法律本身。
　　那么，黃光裕呢？當年他如何獲得進貨，掘得第一桶金，查無實據，如今成了一筆糊涂賬。不論他有沒有所謂“原罪”，在法律上說，我們主張無罪推定，不能證明的就推定他無罪。所以，從法制精神來說，關于民營企業家的“原罪”的爭論，我感覺很多言論都是——操持著一把沒有準星的槍亂放。如果有足夠證據表明某人違反了法律，那他就是有罪；如果不能證明，他就是無罪。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并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也不是意識形態問題。
　　但這一次，黃光裕還想跟法律打個擦邊球，恐怕就不能全身而退了。
　　這本書的副題是“欲望驅逐下的首富困境”，黃光裕有今天，不在于他有欲望，而是他突破了法律。如果有人辯解說，轉型時期突破法律是否為罪還值得探討，那我要說，這就看突破法律的人是否有意為惡，他的行為是不是傷害了無辜者。
　　商人和官員的關系，商業和法律的關系，是黃光裕故事中最能啟發人思考的內容——這兩個關系，在轉型期的中國，高明者能在其間找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并時時保持臨深履薄的心態。很多自以為高明的人，自得于曾經有過的輝煌，以為他這點亮光能熔化法律的大網——給他帶來輝煌的做法很快就送他進了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