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有上萬名高中畢業生放棄高考,就業難加上學費貴,使他們失去了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信心。有記者問為何不考慮申請助學貸款,答案是:“如果畢業就不了業,拿什么還?”
助學貸款有多難還,不妨先做簡單分析。貧困生每年可申請6000元助學貸款,四年下來本金共為24000元(在校期間免息,畢業后起息)。借款人須于畢業后六年內還清貸款,單是本金年均就得還4000元。據南都4月14日報道,一個調查顯示,廣東本科應屆生,起薪平均值是1870元/月,刨掉稅和保險等后實際可支配收入兩萬元不到,那么年還4000元的本金再加上利息,等于在畢業生的年總收入中取去接近1/4,相當于他們三個月的凈收入!這還是基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廣東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畢業生還未必能拿到類似年薪,但卻要還同一數額的貸款。
可能有人會說,把工資中的四分之一拿出來還貸款,并不算太苛刻。但是必須注意的是,來自貧困家庭、需要借助學貸款的學生,往往在參加工作后便要承擔起整個家庭的開支,家中可能有長期病患或下崗已久的雙親,自己本身又是適婚年齡,還得在物價頗高的大中城市中租房子住。如果把上述這些因素全部考慮進去,連續六年過著這樣的生活會有多苦應該可想而知。認為助學貸款過于苛刻,正是因為其還貸條款幾乎完全不考慮借貸人的收入水平和家庭負擔。
最大的問題是,還款期限一到還沒還清款項的,不論是有意還是無力,均有被公開羞辱的可能:從兩年前開始,逾期未還款的畢業生們相繼被銀行公布其個人資料,并告上法庭。筆者一直認為這種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打擊了其他窮學生的借款意愿,進而影響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重慶的情況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既然問題出在畢業生起薪過低而還款期又過短,那么應對措施理應包括讓助學貸款的年還款額與貸款人的年收入水平掛鉤,同時允許延長還款期。具體來講,應該設一條最低收入保障線,只有稅后收入高于這條線的畢業生才需要還款,低于這條線的可以暫時不用還款。貸款回收可以通過稅務機關以附加稅的形式執行,把借款人在這條保障線以上的收入按一定的征收比率自動扣減,直至還清為止。這正是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國使用的“按比例還款型”學生貸款的運作模式。其好處是讓有能力還款的人不得不還款,而讓暫無能力還款的人獲得自動延期。學術界對這種模式的一個主要顧慮是有部分大學畢業生并不在非正式部門中工作,因此稅務系統沒法查核他們的收入狀況。不過,不少研究顯示,中國的大學生主要求職目標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和大中型企業,在非正式部門中從業的大學生在比例上并不占多數,而長期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大學生不但人數不多,收入也不可能很高,此外,隨著我國稅務系統的完善,對于大部分大學畢業生而言,要追蹤其收入完全可能。筆者倒是認為,這種模式最大挑戰,在于它要求政府承擔起貸出款項和回收款項的角色,而不再把這一責任推卸給銀行,這可能才是最大的難題。
對于貧困大學生,助學貸款應當是借得起,也還得了�？上У氖�,近年的一些調整卻可謂南轅北轍,捆綁學生和家長的“生源地助學貸款”就是一例。“生源地”是相對“大學所在地”而言,這種做法的理據是戶籍地的銀行會比大學所在地的銀行更容易評估某個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貸款發放因此更有針對性。然而,最微妙的地方是這種助學貸款要求學生與家長同時成為借貸人,使銀行可以在學生無力還款時向其家長追討欠款,把個人債務變為家庭債務。換而言之,就是讓你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
相比起“大學所在地助學貸款”只要求學生的個人信用作抵押,這是一個很大的政策倒退。這一調整完全違背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學生貸款制度都必須遵從的一個原則,那便是一人債務一人當,以個人信用而非家庭信用作抵押。它的確便利了銀行回收貸款,但卻有打擊學生借貸意欲的可能。重慶的過萬名考生棄考因此應該引起教育部門的注意了,置管理者的便利于貧困學生的需要之上的助學貸款制度,應該來一場真正的改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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