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省召開珠三角九市發布貫徹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決定的會議,會議提出從轉變發展模式、構建互動協調的區域發展格局、形成開放型經濟優勢、改善重產業輕民生局面、體制機制創新五個方面重點突破,描畫了“一年開好局、四年大發展、十年大跨越”的美好藍圖。在依然嚴峻的國際國內局勢面前,珠三角正式轉入反攻。

　　事實上,在過去的10多天里,省委省政府以及珠三角九市主要領導已經走遍整個珠三角,每到一處都召開推動《綱要》落實現場會,在大量搜集意見與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本次大會得以直指問題核心,例如,汪洋提出與省長一起為“廣貨”站臺促銷,是省領導首次正面回應制造業對打造廣貨出口轉內銷渠道的訴求,而以“電飯鍋”為例,激勵傳統制造業與先進服務業結合完成升級改造,則為珠三角千百萬傳統產業主吃下“定心丸”,對凝聚社會共識、重振珠三角制造業的軍心意義重大。
　　要解決珠江三角洲的發展瓶頸,必須跳出珠三角九市,以東西北部作為騰挪空間,這是深入調研珠三角九市的重要成果。在本次會議上,珠江三角洲“土地、資源、勞動力、環境四個難以為繼”再次突顯,汪洋指出,幾乎各市都在此前召開的現場會上提出了增加用地指標的要求,可見土地指標緊張已經成為珠三角發展的通病。因此,繼續推進產業、勞動力“雙轉移”,與進一步推進珠三角內外的市場一體化進程必然唇齒相依,正確認識產業結構調整,大力推進“騰籠換鳥”勢在必行。
　　在珠三角范疇內,長期的行政藩籬導致惡性同質化競爭,是產生土地使用效率低下、資源瓶頸突出的病根。正是各地爭相以“優惠政策”壓低土地、資源、環境的價格,才導致高能耗、低產出的低端產業得以茍延殘喘。與此同時,不少地方政府躺倒在這些“劣鳥”創造的GDP之上,在完善市場競爭規則、改善政府服務方面少有作為,使得“劣幣驅逐良幣”,優質企業難以冒頭。因此“騰籠”的最核心任務,首先在于在“大籠”之下,破除地方政府自行設立的“小籠”壁壘,實現珠三角內部市場要素自由流動,其次是通過政府完善市場規則,改善政府服務,發掘和扶持本地企業的創新行為,促進市場優勝劣汰。實現“以市場之力騰籠換鳥,用政策之手改籠育鳥”。
　　跳出珠三角范疇看,“環珠三角”不僅在土地、資源、環境等方面為珠江三角洲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更為“反梯度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實驗場。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勞動力雙轉移,未必是從珠三角到環珠三角,再到泛珠三角的單向度流動。在發展經濟學中,落后地區通過總結先發展地區的經驗,總結先發展地區的教訓,往往可以迅速趕上甚至超越先發展地區,這就是“后發優勢”。當前,我們不應落入“產業梯度轉移”理論的窠臼,預先假定珠三角比東西北翼“高級”。如果真是如此“高級”,為什么有這么多高污染的落后產業需要環珠三角去承接呢?環珠三角是不是非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呢?從科學發展觀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首倡“環珠三角”概念的陳廣漢教授指出:珠三角不僅僅是產業輸出地,更是大量中間產品的需求方,有不少產品長期依賴進口。因此,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環珠三角大可通過發展這些產業,與珠三角實現互補式發展。例如,揭陽的石油化工,湛江的鋼鐵業,河源的電子業,都是和珠三角產業相配套的,但這些產業未必是從珠三角轉移出去的,同時它的產業檔次也許比珠三角還高,這就不是簡單的供給方梯度轉移,而是構建了供求的互動關系。這一洞見無疑為我們開啟了新的思路。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指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靠政府規劃規劃出來的,而是靠市場競爭……香港不進則退”,這同樣適用于珠三角各市。從城市群空間布局看,高端產業一般集中在中心城市,在珠三角,這樣的中心只有三個:廣州、深圳(香港)以及正在迎頭趕上的珠海(澳門),除三大中心城市外,珠三角各市以制造業基礎見長。在科學發展的新起點上,珠三角九市不應有“高人一等”的錯覺,自以為忝列“九市永久會員”,而落實“綱要”,也應該通過打破“珠三角”的邊界,實現珠三角與環珠三角乃至粵港澳三地的市場要素自由流動,實現全省統籌兼顧,地區間以競爭確立優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