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監察部、審計署已聯手成立了一個推進國有企業領導人職務消費制度改革的工作小組，對國企領導人職務消費實行調研。國企將被要求如實填寫2006至2008三年的公車使用、業務招待、國(境)外考察培訓、俱樂部會員消費等職務消費內容。（4月8日《第一財經日報》）

　　這無疑早就眾所周知：在高額的正式薪酬之外，國企領導人還享受著大量數額更驚人、同時也更加隱蔽的各種職務消費。
    目前，這種依靠政府部門自上而下摸底調查，然后再從外部制定一些諸如消費標準之類措施的治理路徑，顯然不是治本之計。且不說這種摸底調查是否當真能“摸到底”（被調查企業能否如實上報就很令人懷疑），就算能摸到底，基于此制定的規范措施的可執行性，也很難讓人放心——國企數量多、情況差異懸殊，而每一個企業的財務賬目更是千頭萬緒，如何可能制定一個簡單統一的職務消費標準，并一一去具體監督、核實其執行狀況——其成本將何其高昂？！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行政部門主導的、權力直接介入式的規范方式和路徑，即便國企職務消費當真因此被控制住了，終將是得不償失的——犧牲掉市場經濟條件下，原本應相互獨立的政商關系秩序；從而讓與市場經濟秩序配套的企業內在法人治理結構，更加無從談起？
　　必須認識到，包括職務消費失控在內的國企病，真正的病根并不在于其缺少外部的行政干預、權力管制，而恰恰在于，長期以來，國企與市場經濟秩序相適應、能確保其行為獨立自足的法人治理結構不但沒能得到完善，乃至嚴重扭曲。這突出表現為：其一，政商關系一直不能理順。國企領導人只會對“上面”的權力負責，而不是向企業負責，諸如職務消費失控這類“權力福利”蔓延，當然不足為怪。其二，針對國企領導人的約束和激勵機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企業贏利還是虧損以及程度如何，對國企領導人的考核獎懲，往往并無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如嚴重虧損之后企業照樣可以申請財政注資，而企業領導人繼續當官。
　　因而，對失控的職務消費，與其外查不如內控——通過健全和完善企業內生內在的法人治理結構，讓企業領導人真正成為對企業負責的職業經理人。同樣是企業，那些治理結構相對完善的民營、外資企業，為什么沒有職務消費普遍失控的現象？這早就已說明了問題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