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結束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倫敦會議有很多積極的成果，但筆者以為，G20在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卻沒有留下只言片語的關注。
　　其一，是對全球危機的根源——美元儲備貨幣本位制沒有任何關注；其二，對于當下和未來市場最為關注的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公共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潛在風險，尤其是沒有對通脹風險和匯率風險做出任何關注。
　　對第一個問題的忽略，將誤導人們對危機的認識，并會混淆人們對全球貨幣體系改革的基本邏輯共識。而對第二個問題的忽略，將給全球經濟的未來帶來新的混亂和更大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新成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都沒有被賦予對類似問題的關注和監管。
　　另外，在會議公報中，雖然表達了“將努力避免貨幣的競爭性貶值”，但會議并沒有確定一個思路來協調全球各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經濟學家謝國忠闡述了一種可怕的世界經濟前景——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已比危機前的水平翻了1倍，3月18日推出的購買美國國債等的新計劃可能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膨脹到危機前的3倍。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最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膨脹了2倍，那么美元也將貶值一半。但是，如果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為了不讓本幣兌美元有升值壓力，從而也去印鈔票，那么其他貨幣也面臨下行壓力。全球外匯市場的均衡可能是各國貨幣競相貶值，而這將使主要經濟體深陷通脹中。
　　這樣的一種場景，是觀察者的一種想象，還是一種對未來經濟走勢的警示？筆者傾向于是后者。持這樣觀點的人還有很多，3月30日，美聯儲理事、圣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指出，美國迅速擴大的基礎貨幣規模令人擔憂，因為很難判斷此舉將會導致的后果，極高的市場不確定性使宏觀經濟前景更難預測。他說，決策者做得太少，市場可能陷入通縮陷阱，做得太多，則又有陷入惡性通脹的風險。
　　另外，這種惡性通脹還會伴隨貨幣貶值。在1973年、1980年、1988年，美國發生通脹時，都伴隨著美元匯率的暴跌。
　　目前，由于是危機的肇始方，越是發達國家的貨幣財政政策越處于失控狀態。而對于世界經濟面臨的這種風險，G20會議沒有做出任何提示。會議公報明確提出，“今后監管措施必須能阻止過度杠桿”，但目前全球經濟在“過度杠桿”上的風險，實際上已經從私營部門，轉移至以美國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而對公共部門的過度杠桿化，G20會議沒有給出任何警示。
　　這種風險將主要由誰來承受？債權人和新興經濟體，實際上已被推到承擔潛在惡性通脹和匯率無序貶值風險的位置上。
　　就短期來看，市場對發達國家債券的短期追捧，會放大資金對新興市場國家債券的擠出效應，迫使這些國家承受更高的融資成本。就未來看，在通脹和主要貨幣匯率貶值的預期下，以中國等高額外匯儲備持有人為代表的經濟體，將面對儲備資產的縮水和貶值。
　　G20會議公報重申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但“金融保護主義”將是另一種更有風險的保護主義。無序的財政赤字貨幣化、無序的貨幣發行，以及會帶來的貨幣貶值和貨幣競爭性貶值，將是這種金融保護主義的特點，并且是一種典型的發達經濟體對不發達經濟體(尤其是債權人經濟體)的典型的以鄰為壑政策。
　　綜合來說，本次G20會議漠視發達國家公共部門過度杠桿化，這給未來的全球經濟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謝國忠所說的“更壞的結果”，會因為這種漠視而成為現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