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英國首相布朗邀請，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1日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倫敦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身處國際金融格局大變革的當口，中國的國家利益現在和一個國際談判會議關系顯得如此緊密。

　　在赴倫敦前夕，胡錦濤主席表示，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當務之急是要盡快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采取符合各自國情的經濟刺激舉措；努力抑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推動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改革，等等。
　　無疑，要解決上述這些急切的任務，需要整個國際社會共同攜手，需要一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得平衡的全球性方案。這也是G20倫敦峰會的主要使命。但在一個共贏的格局之下，并不意味著具體成員的利益訴求就一定處于模糊狀態。從中國利益訴求的角度看，就大可以得到清晰界定，這也符合權利與義務的對應原則。
　　中國利益訴求，呈現在多個方面。比如抑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就是其中之一。與此同時，中國在G20倫敦峰會上的又一個努力方向，應該是積極促成IMF決策機制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即是借鑒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機制，作為過渡，可以尋求達到一種中庸狀態。
　　在目前的國際機構運作機制中，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一國一票制和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份額發言權制，是兩個最主要的類別。在聯合國機制中，中國是常任理事國成員，擁有一票否決權。而在IMF、世界銀行等金融類國際機構中，由于份額較低，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與自身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地位明顯不符。而且從短期內來看，中國無望獲得份額和投票權的大幅提高。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駐IMF執行董事葛華勇近期指出的方向，值得重視，或可上升為中國對IMF改革的更高層面訴求。他指出了兩個方向：其一，IMF的重要決策要由目前的多數投票權原則，改革為“雙多數”原則，即投票權的多數和成員國的多數，共同通過；其二，要提高決策的否決門檻，即應規定重要決策由70％~75％的投票權通過，從而防止個別國家阻撓基金組織的決策。如果IMF的決策機制能夠實現改革，投票權份額多寡的價值將變得沒有當下那么重要。
　　這個建議的核心，是改變美國目前所具有的IMF決策一票否決權。實際上，這個方向擁有很強的國際支持力量。3月25日，由IMF指定的“國際金融界名人委員會”發布報告，報告建議，將通過重大決議的多數票比率由85%降為70%至75%，以確保通過的決定得到大多數成員的擁護。這相當于廢除了美國的一票否決權。目前美國擁有16.77%的表決權。
　　如果能夠將中國在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利益訴求方向，從增加投票權份額，轉向一方面努力增加份額、一方面努力促成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本身的決策機制改革，中國和其他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將能夠更快地享有本應享有的權利。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近期提出，短期以特別提款權（SDR）取代美元成為儲備貨幣，來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但對于中國來說，人民幣并不在SDR的貨幣籃子中（目前由美元、歐元、英鎊、日元構成），周小川提議，要擴大SDR的貨幣籃子，納入主要經濟體貨幣。而擴大SDR貨幣籃子本身，即需要IMF投票通過，美國還是擁有對該建議的否決權。
　　可以說，只有徹底改革IMF等多邊金融機構的決策機制，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才能夠在短期和長期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
　　日前，一些海外媒體提前泄露了各自版本的倫敦峰會會議公報草案，從這些草案來看，IMF將得到各國的注資，甚至還將會擁有更多的評估、監督權力，但IMF的投票權和決策機制并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推進。身處G20俱樂部中的、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好好利用這兩天的談判機會，來積極爭取更具有實質性的改革進展。
　　當然，我們也不能對IMF改革抱太高的期望，更不能投入全部注意力。與此同時，中國也必須對金融秩序演變的其他更務實的可能進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相當對策和預案，如多元貨幣儲備體系，甚至是“金本位”的回歸。
　　實際上，除了積極爭取IMF等多邊金融機構決策機制的改革以外，在G20會議上中國還有很多關乎自身的利益訴求。比如呼吁美國有序可控的貨幣發行機制，以避免財政赤字貨幣化可能導致的通脹和美元貶值，給中國巨額美元外匯儲備購買力帶來的削弱壓力；防止各國的競爭性貨幣貶值，以給人民幣國際化一個更好的全球環境；加強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管，以緩和中國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領域的資本外流壓力，等等。
　　在2008年11月15日華盛頓G20會議、4月2日倫敦G20會議之后，2009年年底將舉行的下一輪G20領導人峰會或許會在亞洲舉行。因此，中國可能還需要考慮一個問題，即是否要在倫敦會議上，提出做下一次會議的東道主，并和這一次的倫敦一樣，參與主導下一輪的全球金融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