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上，有委員表示應立法封殺“山寨現象”。(《新京報》3月4日)

　　是不是該立法封殺“山寨”，有兩個前提性的問題需要理清：一是“山寨”的本質是什么，是不是必須封殺的“惡”，如果其中含有“善”的因素，就不應該一概封殺；二是對“山寨”中的一些“惡”，現有的法律是不是空白，如果是空白，可以考慮立法規制，如果有相應的法律可以調節，那就完全沒有必要重復立法了。
　　當下語境中的“山寨”，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山寨”中含有積極的成分，否則，是沒有吸引力的，比如山寨手機，價格就是它的積極價值。“山寨”搞模仿，也會促進技術升級。當然，山寨也有違法的表現，如山寨手機，就存在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山寨明星，可能存在侵犯姓名權的問題。但是，這些違法行為，已經有知識產權法、民法、刑法等法律中的相關條文進行規制。為了遏制“山寨”中“惡”的因素，再立下一部《禁止山寨法》豈不是多此一舉。
　　對于山寨這種近幾年新興的現象，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宗桂教授認為“山寨文化是市場經濟不夠完善的一種必然的社會文化現象，是民間創新力量的表現，是對相關行業特別是壟斷行業暴利行為的反抗，是促進技術創新、發展新型科技的重要力量”。我并不完全認同李宗桂教授的觀點，因為很多積極作用是客觀形成的，并不是“山寨”本身具有的。但是，如何面對“山寨”現象，筆者很贊同李宗桂教授的結論：何必急著喊打喊殺呢？不應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