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瑞亞16日呼吁，各國應聯手打擊諸如美國經濟振興方案“購買美國貨”條款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身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在一年多前陷入經濟衰退后，可能筑起貿易高墻，以保護國內工作機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的經濟刺激政策面臨著一個類似于“囚徒困境”的“陷阱”。舉個例子，假設世界上只有A國和B國兩個國家，兩國之間存在貿易自由。在經濟危機下，當A國實施了一項經濟刺激計劃時，B國也可能從中獲得利益。因為當A國的政府投資或者消費需求的擴大，自然也會增加對B國的商品市場需求，從而也拉動B國的經濟復蘇。一種較為極端的情況是，A國的經濟刺激計劃由于其與B國自由貿易的原因，計劃的經濟利益全部被B國占為己有，而經濟刺激計劃的財政成本卻全部由A國來負擔。 這就遭遇了經濟學上的典型難題：“搭便車”。很多國家很有可能會等待其他國家的大規模救助計劃，也有很多國家也會因為別國的“搭便車”行為而停止救助。
　　在進出口貿易問題上，從比較狹隘的觀點出發，一國進口了多少國外的商品，那么它就為國外創造了相應的就業機會。而與此同時，進口商品本身又可能擠占了本國對本國商品的消費，更進一步地也就擠占了本國生產該產品的相應行業的就業機會。
　　所以，不管是強國還是弱國，都會因為自己在某個行業領域上的弱勢而尋求貿易保護。一國是否實行保護主義，與這個國家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關，有關的是該國的產業結構以及其背后的就業人員所存在的政治力量。
　　按照博弈論的均衡思路，靜態的均衡解是各國都會選擇停止經濟刺激計劃的策略，以期從其他國家的經濟刺激計劃中獲得“免費的午餐”。那么，全球經濟上就不會存在共贏的動態均衡解：政治市場上永遠都不再會有均衡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會有產品市場出清的那一天，任由其國以及其子民在經濟危機的動蕩日子中煎熬。如果非要打破這一狀態，實施經濟刺激計劃，那么就必須附加防止過多的“溢出效應”，其中的貿易保護措施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但是，在全球日益一體化的現實條件下，國與家之間的利益早已“相生”在一起，而非“相克”。當世界面臨系統性經濟危機的時候，只有合作才是真正的“共贏”之道。
　　問題在于，當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時，發展中國家便可能會陷入“比較優勢的詛咒”，即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處于產業結構的低端，從而完全根據比較優勢分工的國際自由貿易會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永遠限制在發達國家之后。
　　而另一方面，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會陷入一個“贏者的詛咒”之中。雖然那些低端的制造業并非其比較優勢所在，但這些低端產業具有吸附大量底層勞動者就業的功效。這便是發達國家仍會傾向于保持適當規模此類產業的主要原因。故而，理想的自由貿易并不“天然”存在，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全球化可以離開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而得以繼續發展。事實上，許多源于全球化的“病癥”皆來自于國家與國家之間實現激烈競爭的同時缺少足夠的合作所導致的。
　　在世界經濟形勢的惡化對“國際合作”千呼萬喚之時，“機會主義”的誘惑（即免費搭車他國的經濟刺激政策）已經與當前的國際經濟氛圍顯得非常格格不入。比起保護主義來說，機會主義的危害會顯得更加隱蔽，但它的害處——使得危機中的經濟體無法得到足夠額度的經濟政策刺激，同樣可以與“保護主義”相提并論的。
　　雖然在短期內，保護主義在各國的聲討中仍然具對抗的實力，但如果機會主義在此時興盛起來，那么我們可以預測到的一個結果是：保護主義終將“不得不”重新成為各國用來抵御機會主義的唯一選項！若真的走到這一步，各國政府本來清醒的頭腦已經開始混亂，取而代之的必將是帶有濃重民族主義色彩或者宗教主義色彩的“玄思”，全球經濟也便自然而然地駛入相互對峙的“新冷戰時代”以及“惡性的循環”之中。
　　總之，“保護主義”和“機會主義”有如鴉片煙，抽上幾口的結果僅僅是允許抽煙者在幻想中感到自己“強大”或者“占了便宜”。但隨著“煙癮”的不斷加深，等待著抽煙者的是“瘦骨嶙峋”的體魄，然后就是最終的死亡。
　　英國首相布朗多次談到，“面對危機，我們只有行動”。如果說等待其他國家的行動能帶來的“免費午餐”顯得過于天真了，那么在一個國家針對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開始行動時，千萬不要忘記——這是一場關于國際合作共度全球危機的聯合行動。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面臨經濟危機時，一個大國的經濟失敗并不會意味著其他國家在經濟上會因此而獲得成功。相反，由于各國之間在經濟上的各種連鎖效應，世界經濟只會被該“失敗的大國”往深淵深處越拉拽越“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