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2008年歲末的《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題為《大破解》（The Great Unraveling）的文章。這篇文章首先提出：中美經濟是“兩國一制”。他說：如果從中國的角度審視美國的銀行危機，一方面令人瞠目結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喪。之所以瞠目結舌，是因為人們難免得出結論認為，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兩國一制”（two countries，one system）。為什么這樣說？很簡單，在美國推出大規模的銀行拯救計劃后，我們發現：“中國有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美國現在有個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中國有著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一旦華盛頓拯救了底特律，美國也將擁有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

    對于他的觀點，多數人都持批評態度。因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顯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政治體制上是很容易區別的，但是在經濟體制上的區別又在哪里呢？
    2009年新年伊始，北大一位著名經濟學教授在鳳凰衛視作題為《中國改革邏輯》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并沒有正面涉及“兩國一制”，但他對美國的經濟制度是肯定的。現場的一位觀眾問道：“如果純粹地把國外制度的有些東西移植過來，而不加改造的話，你說這樣的改革會成功嗎？”他回答說：“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以簡單地移植，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的本性沒什么差距，所以我們也不要說，哎呀，這是美國的制度，所以肯定就不適合我們，因為讓我們自發地發展，我們發展得也可能和美國制度是差不多的，這就是人性，那我們知道人們追求幸福，這是對所有國家都一樣的。”他又說：“人類的財富是怎么創造的，是那些真正的私有的這些企業，它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調動每個人的創造力，包括西方的金融創新，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為什么美國過去30年高科技領域一直是領先的，我們現在享受的好多東西，都是美國的企業創造的。如果沒有它現在自由的金融制度，那么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未來，我想仍然是要往前走，我們要繼續擴大開放，包括金融企業，讓它更多地有自由。”由這種觀點出發，這位教授認為今后改革的重點是降低國有企業國家持股的比例。
    筆者個人并不完全同意這位教授的觀點。讓我們重溫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的論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那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呢？鄧小平指出這種區別主要是分配。他在同年12月的批示中寫道：“如果僅僅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后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由此可見，我國改革的重點之一是分配問題。為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與GDP的比例，并縮小正在繼續加大的貧富差距。
    危中有機。當前的金融危機的壓力，必然增加了社會分配體制改革的困難，但也必然凸顯出這種改革的急迫性。經過30年的改革，我們的改革又走到了重要關口，為此，我們必須認清繼續改革的方向，沖破阻力，才能清醒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