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以來,工業增加值、發電量、企業利潤、鐵路貨運量、出口金額及實物量等諸多宏觀先行指標急劇惡化,經濟運行呈現出危機前的調整特征,國家隨即出臺了一系列應對政策。對此,筆者以為可作以下一些思考。

　　客觀確定經濟增長目標

　　筆者以為,面對改革開放30年來少有的嚴峻復雜局勢,果斷組織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以應對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政策基調下,也要“瞻前顧后、左顧右盼”。
　　歷史上其他經濟體采用積極財政政策有成功的經驗,如日本在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的調整政策等;更有失敗的教訓:羅斯福新政并沒有挽救危機,最終起作用的是二戰的備戰;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歐滯脹的原因之一就是財政的過度擴張。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在應對金融機構倒閉風險方面的態度,遠比通過財政擴張拯救經濟更為積極。這其中,除了議會政治因素外,更為重要的是,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對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力存在爭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相信,從長期看,經濟總是在波動中向前發展,違背基本經濟規律、過分強調通過凱恩斯主義的方式熨平經濟波動,會帶來一系列復雜后果。
　　總體看,發達經濟體本輪財政擴張有以下特點:一是力度普遍較小,無論是日本的23萬億日元計劃,還是歐盟的2000億歐元計劃,其對GDP的占比都很小;二是目標有限,奧巴馬當選后立即著手降低公眾對新政府的期望,提出的目標僅是三年中新增250萬個就業崗位,德國擁有巨大財政盈余,但一直在財政擴張方面態度謹慎;三是領域相對集中,除了教育、醫療等政府投資領域外,美歐都將節能減排、綠色經濟作為擴大支出的重要方向。
　　在如此嚴重沖擊面前,我們恐怕也沒有能力大包大攬,只能以“在一定程度上平緩經濟下行曲線、完成某些領域的調整任務、改善民生的某些方面”為政策目標。

　　把保就業放在更突出位置

　　經濟增長目標不同于就業目標。近期,在出口金額增速下滑的同時,出口實物量下滑更為嚴重,而出口實物量與就業的關系更為密切。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吸納了大批低技能產業工人。目前,外出務工人員紛紛返鄉,春節后矛盾可能會集中爆發。
　　上述結構性、區域性失業問題,無法通過“保8”或“保9”來解決。大型基礎設施投資所創造的就業崗位,無法抵補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裁員帶來的失業增加。
　　因此,積極財政政策應更加準確、更加有力地集中在能夠穩定現有就業崗位、創造新就業機會的環節。
　　可以考慮一些新的做法,如,延長春節等各類假期;政府與企業共同承擔成本,鼓勵企業以放假的形式維持與員工的勞動關系,避免大面積裁員;對于沿海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內遷至外出務工人員主要輸出地的指定園區,繼續予以所得稅優惠等。

　　不能簡單復制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模式

　　當前局面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之后的形勢存在某種相似性,但當前局面遠比1998年嚴峻復雜。
　　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手段比較單一,主要通過增發國債,用于擴大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主要投向為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城鄉電網、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等六方面。當時沒有實施大規模減稅政策,僅通過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調整進口設備稅收和清理整頓收費等措施,支持出口、吸引外資、減輕企業負擔。
　　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往往以減稅和擴大政府支出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發展中國家,往往強調政府投資的效能。
　　政府投資的好處在于可對增長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缺陷在于作用范圍狹窄,資金使用效率不高。減稅政策作用范圍廣泛,更為公平,在結構調整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擴張較慢。擴大支出政策在周期、范圍、效率三個方面介于政府投資和減稅之間,實施的難度在于如何選擇支出的領域,既要保證一定的覆蓋面,提高支出的公平性,又要避免“撒胡椒面”,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這決定了當前不能簡單復制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模式。一是經濟總量已經今非昔比。1998年1000億元國債約占當時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5%。若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按照20萬億元估算,按3.5%的比例,財政需投入7000億元,接近中央財力的上限。
　　二是政府對諸多領域的投資效益堪憂。與1998年相比,當前我國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已經大大緩解,同類投資的邊際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必然有所下降。從地方和部門提出的投資規劃看,雖然多數項目具有經濟和社會效益,但與民生領域中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相比,其中仍然有一批項目眼下可不建、可緩建和可小建。
　　三是民生問題更加突出。在社會財富總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狀況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基尼系數從1998年的約0.39上升到2007年的0.48。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均等,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某些矛盾積重難返。在正常收入分配機制失靈情況下,新經濟財政政策必須在政府直接投資的同時,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更加直接地作用于民生環節。

　　統籌考慮對外經濟政策

　　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出口下滑局面。一方面,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是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在現有匯率制度下,不能既由財政在出口環節補貼國外消費者,又由央行在外匯儲備環節承擔損失;另一方面,出口在增長尤其是就業方面的作用短時期內無法替代,必須調整部分政策,為出口創造一些條件。由于構成GDP增長的因素是凈出口,有必要將進口替代戰略,放在與鼓勵出口同等重要的位置。
　　構成外匯儲備實質性損失的是美元的實際購買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國債的走強是美聯儲降息和市場風險偏好變化的短期結果。美聯儲實行幾乎零利率政策之后,已經沒有常規貨幣政策手段,下面能做的事情一是通過通貨膨脹緩解國內債務鏈條;二是通過對其他貨幣貶值刺激美國出口。這可能對我國外匯儲備造成顯著影響,管理當局對此應有所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