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接受網易財經訪談時指出，把糧價一次性地與國際接軌，農民的收入就增加一倍，那么農民的消費傾向就會很高。（1月11日《新京報》）

    本人十分贊同左小蕾糧價與國際接軌的意見，并認為全面提高市場糧價、使之與國際接軌的政策措施，無論從公平性還是從效率角度，都大大優于間接給農民發放種糧補貼。雖然國內糧價與國際接軌不可能如左小蕾所說的使農民收入增加一倍（平均而言，農民收入絕大部分來自打工收入），但平均每人增加三五百元是可期的。
    糧食補貼的目的是保護農民利益，增加農民收入。但實際經驗表明，補貼如果是通過國有糧食收購企業這個中間環節來實現，往往會導致大量的國家補貼在中間環節被截留或流失，農民從國家的補貼和保護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好處。據報道，安徽省財政以前每年要拿出40億元補貼糧食，但只有4億元能進入農民的口袋。對中間環節進行補貼，還使糧食流通市場遭到扭曲。國有糧食企業儲糧越多，得到的補貼就越多，至于收進來的糧食能否銷售、能否有盈利并不很重要。因此，在一些糧食主產區，很多糧食企業熱衷于擴大庫存，以達到坐吃補貼的目的。結果是庫存規模長期居高不下，庫存糧食大量陳化變質。甚至還有掛空賬而不收購，大量騙取國家補貼的現象。
    在中間環節補貼糧食而在終端市場環節壓低糧價，絕大部分補貼被糧食流通的中間環節“坐吃山空”，最后是造成兩個極端的結果：一是農民種糧虧損，積極性不高，影響國內的糧食安全；另一個極端是糧價太低，即使國內市場上有大量糧食，它們也會被選擇出口或走私，從而出現“有糧不穩”的反常現象。
    同時，國家全面補貼糧價，讓糧價保持低價格，事實上也在補貼中高收入階層，耗費了大量資金，結果卻并不公平。倒不如讓糧價與國際接軌，使國內糧價恢復到其應有水平，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國家的補貼，則主要用于補貼城鄉低收入人群。這樣的補貼，更公平，也更有效率，說不定還能夠大量節約國家財政資金。我們現有的情形，是比國際市場價高得多的農藥、化肥價格，種出世界最低價的糧食。虧本的生意沒人做，農民也是理性經濟人啊。在這樣的條件下，所謂多少億畝的耕地保護，也不過徒具形式而已。
    糧價與國際接軌，勢必涉及國有糧食流通機構的利益。但在國家糧食安全與部門利益之間，孰輕孰重，應該不難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