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一民間組織推出的一項純公益的評選活動——“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在頒獎環節遭遇尷尬：一些榜上有名甚至進入前十的獲獎項目，主辦方屢次與獲獎單位聯系，遺憾的是，這些地方教育局最終還是沒有派人來領獎。

    這一現象的背后必然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但這種自我封閉的狀態最終對教育改革無益。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教育發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作為長期報道教育問題的媒體人，我們常常能夠感受到教育部門與社會之間的對話和溝通是非常困難的。部分教育官員異常反感“人人都是教育評論家”的狀況，因為這些民間評論家動不動就要對教育指手畫腳、說三道四；而教育部門任何一項新的教育政策出臺，無論初衷多好，動機多么純粹，總是會遭到各路媒體劈頭蓋腦的質疑甚至是猛烈炮轟。由此可見，在推動地方教育的變革中，很多銳意改革的一線教育官員遭受了壓力，自然容易產生“英雄流血又流淚”的莫大委屈。
    問題出在哪里呢？
    采訪中常有教育官員這樣說：“現在的很多事情，如果讓大眾參與表決，反而做不成，他們不知道、不明白，也沒有能力。中國現階段的改革還需要自上而下。”而問題是，30年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我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遷，不同利益群體的出現、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成為常態，公眾也越來越訴諸公開的利益表達，而教育，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因為其對個人和家庭所可能產生的特別意義更為人們關注。
    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全局利益的政策制定者，應當怎樣回應大眾正當的利益表達需要并為其開辟通道、參與對話作出制度性安排，客觀上既有利于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開公正，又有利于在這種“話語爭奪”的客觀社會現實中，為教育政策的執行營造良好的軟力量？否則，“我們”和“他們”的需求是如此不同，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究竟是讓誰滿意了呢？一個利益群體滿意了另一個群體就一定也滿意嗎？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沒有人民的參與又怎么能行得通呢？
    遺憾的是：對這一現狀，教育行政部門從上到下，從意識到能力尚沒有做好準備。
    沒有為各利益群體、個人正當的利益訴求、社會參與提供良好的表達渠道和有序參與的制度設計；基于良好初衷的精英決策，往往將大眾的參與排除在外；長期的科層體制下，地方教育行政官員在意識深處也形成了對上而非對百姓負責或輕視百姓參與能力的深層意識。而在今天這樣一個網絡傳媒發達，大眾傳媒正在經歷變革的全球傳播時代，老百姓的公民意識越來越覺醒的狀態下，原有的官本位意識帶來的往往是面對大眾、面對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時，教育行政部門執政能力的低下甚至是無意識。
    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在此起彼伏的公眾聲浪中，教育行政部門普遍感受到了強烈的輿論壓力，但基本上處于被動挨打的階段，要么是不被理解的無奈和抱怨，要么是逢迎性的庸俗化的應對或自我保護性的防范。由于現代傳媒在形成社會輿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于是，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害怕媒體、討厭媒體，媒體這一本應該成為動員大眾、推動教育政策傳播的工具站在了教育部門的對立面。輿論壓力有時甚至使教育行政部門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教育活動本身所需要的教育政策的穩定性和有序性，甚至放棄了教育政策自身建設的內在邏輯和規律。我們甚至看到大鬧大得、小鬧小得成為一些地方群眾進行利益表達行為時的慣常心理。
    事實上，從利益群體、學者、媒體到“兩會”代表，公民社會也正在逐漸形成一種“話語運動”，從而為政府設置議程。其實，這種民間的力量可以被政府尊重、引導、影響從而為教育決策的科學化和教育政策的有效執行產生積極的意義。
    既然教育牽系民生，既然教育行政部門的初衷是“讓人民滿意”，那么和公眾對話，為公眾設計有序的參與渠道，已經成為時代發展的必需，否則，改革所需要的堅實的民意基礎無從建立；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的輿論環境難以形成，改革本身的科學化也難以保證。
    令人欣慰的是，正在擬定中的“中國教育中長期改革和發展規劃”，特別強調了廣泛的社會參與，相信這是中國教育決策模式適應時代變革的一個具有非常意義的重要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