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天時間里, G20峰會、APEC峰會相繼舉行,中國都是其中的重要參與者。面對當前危機重重的全球經濟形勢,前者試圖重構世界金融體系以結束美元的霸主地位,后者特別強調了自由貿易對于遏制當前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的重要性,并在“未來12個月之內不新設貿易壁壘”上形成了共識。

　　盡管聽起來冠冕堂皇,G20關于重新構建國際金融體系的提法事實上與中國的利益是大相徑庭的;而亞太經合組織（APEC）倡導的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是對中國有利的。所以,對于兩個峰會,我們應該有新的想法。在貿易上,盡力尋求全球化的合作,在金融上,應盡力尋求區域合作。在APEC里,中國需要施加自己的影響力。
　　G20重新構建國際金融體系的目的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只看到了原因的前半部分,金融監管過于寬松、投機者過于貪心、聯儲的貨幣政策有失妥當等等,而沒有意識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差距也是危機的原因之一。所謂不對等的金融體系,主要指美元的世界貨幣作用。作為唯一的世界貨幣,美元有過度發行的天然傾向,制約其發行的唯一因素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水平。
　　美國是全球經濟的中心,而中國恰恰處于連結美國這個世界經濟中心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那些世界經濟外圍的中間地帶。最近幾年,中國的主要進口國為東南亞這些初級產品制造國和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巴西等這些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而主要出口國為美國和歐盟。在貿易收支賬戶上,中國對東南亞等國表現為逆差,而對美國和歐盟表現為順差。
　　由于美元的世界貨幣條件,美國人通過發行美元就可以享受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價廉物美的商品,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在這一貿易過程中實現了國內人口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并且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所以這種乍看起來“不對等”的國際貨幣體系卻是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因為這種貨幣體系激勵了美國人的消費,并因此擴大了對這些國家產品的需求。但是這些繁榮的背后也有隱憂,那就是隨著美元的過度發行。果然,世界經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了出來。而美國人正好通過危機讓來自全世界的人們為其過去的過度消費買單。
　　各國為美國買單的方式主要就是美元儲備的貶值。對于實行金融自由化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金融危機具有較強的傳染性,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馬上就會產生不良反應。首先,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內具有較多的美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會在第一時間將危機前線的危機要素傳導過來;其次這些國家自己國內的金融機構也會因為金融自由化從而較大程度地涉足美國等海外的金融市場,從而直接在海外金融市場上陷入泥潭。所以,雖然危機發生在美國,對這些國家來說,危機就像發生在自家門口內一樣。
　　相對于在國際貨物貿易方面還具有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顯得格外的弱質。所以對于實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管危機爆發在國外還是國內,這些國家勢必會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更嚴重的是,一旦國內的金融體系陷入崩潰的境地,那么其實體經濟很快就會跟著陷入困境。
　　對于實行金融管制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美國等海外爆發的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體系的沖擊會小得多,但也會受到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因金融危機而導致的消費需求驟減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沖擊。所以,發展中國家只要保持金融管制,盡管外匯儲備同樣會受到損失,但由于其受到的直接來自國外金融體系危機的沖擊很小,從而能夠保全國內的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也只有這樣,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有余力協同發達國家一起拯救全球金融危機。
　　特別對中國來說,當前不對等的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利大于弊的。中國當前的貿易依存度將近70％,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也在30％以上,而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所以,中國的發展還需要美國消費需求的拉動,而恰恰是當前的貨幣體系才是最能夠促進美國消費能力的。
　　中國不是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是先進的發達國家,它處于介于兩者之間的位置上。中國不但擁有廉價的勞工,也擁有廉價的技工、甚至廉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這些都使得中國能夠在一個更自由的國際商品貿易環境里獲得更大的利益。同時,就中國當前的發展水平而言,金融自由化是個需要預防的陷阱。不對等的國際貨幣體系仍將繼續存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階段差距也將繼續存在,兩者又會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促進,累積起全球的經濟失衡程度從而以一定的方式再一次爆發國際金融危機。所以,在中國實體經濟實力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之前,金融管制是非常之重要的。
　　既然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間斷性的金融危機不可避免,那么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就在金融危機中如何拯救自己有所準備。中國可以通過與相對同質的國家共同建立起一個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金融危機共同應對機制,以彌補不對等的國際金融體系在拯救金融危機時對發展中國家的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