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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見到一項中央政策，像“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這樣，受到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如此萬眾一心的熱烈響應。原先的“嚴格控制基建規模”，轉變成一個個建設項目立項、開工。一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嘯，讓中國的經濟政策作出適時調整。危機似乎很自然地轉化為了機遇，而加大政府的支出，被許多人看成是“擴大內需”的訣竅。以政府投資直接參與經濟活動、輔之以行政命令保駕護航，這就是地方政府最擅長的“發展”的經濟辦法。強大的路徑依賴以及附著在這一模式之上的巨大利益，決定了這一方法百試不爽。中國目前的地方政府普遍帶有強烈的“公司化”傾向，以往人們廣為爭議的所謂“經營城市”的理念，正是這種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生動寫照。對一家公司的經理人來說，還有什么比董事會鼓勵他們加大投資和擴張（說到底也就是多花錢）更稱心滿意的事情？一些因不符合規定而受限的項目，很可能假借“擴大內需”之名被放行，這不免讓人憂心。
搞經濟畢竟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式，違背了自然規律的“大干快上”不僅不會取得任何真效，還會貽害無窮。在這方面，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是吃過許多大虧的。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城市化和人口轉移等，都需要相當長時間的自然演進過程，合理的政策可以因勢利導地助推這一過程，并減少經濟轉型過程對社會帶來的副作用，但不能一蹴而就地跳過必須經歷的任何環節。就拿中國未來具有廣闊前景的城市化來說，一個地方政府可以調動許多經濟和政治資源圈農民的地、拆農民的房，建許多開發區，并把農民戶口轉變成城鎮戶口，但該地區目前的經濟基礎、社會發展水平卻注定承載不了如此劇烈的“轉移”。也就是說，城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非農就業崗位，容納那些變成了“市民”的農民。即便有崗位，也不是那些缺乏技能的“新市民”所能勝任的，他們最終會成為在物質和精神上與城市格格不入的“邊緣群體”。因而，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人為“提速”城市化進程，極有可能為將來埋下嚴重社會問題的種子。
宏觀經濟學理論中歷來有所謂“反周期的國家干預”政策，在經濟限于衰退危機之時通過政府投資來拉動社會需求，是凱恩斯主義已被歷史經驗證明為有效的藥方。不過，與20世紀30年代的英美相比，中國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那就是：我們是一個正處于轉型期的發展中經濟體。凱恩斯所面對的英國和美國，是一個基本沒有國有企業的社會，它的政府行為也受到了社會強有力的約束和監督。今天的中國在實行擴張性的經濟政策時，必須謹慎地兼顧到自己的“轉型”身份。現在社會民眾最強烈的呼聲，可以用一句“4萬億要花在刀刃上”來概括，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所謂“錢花在刀刃上”，就是政府擴大的支出不僅要解“保增長、保就業”的燃眉之急，還要為將來的經濟發展真正夯實后勁，更要對我們社會的整體轉型掃除障礙，鋪平道路。
如果以此標準來判斷并依據重要性來排序，中國政府現在最應該把錢花在以下幾個領域：首先，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當下尤其要著力加快完成的是涵蓋農民工的失業救濟機制；其次，建設一個基本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國民教育體系，其中應以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全民職業技術教育為重點；第三，制定有效的激勵制度鼓勵民間創業，對于那些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的產業，政府不僅應當放松管制、降低門檻、加大服務，必要時還應直接予以財政補貼；最后才輪到政府直接投資的建設項目。即便如此，它們也應當以生態環境和交通、電力、城鄉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嚴格限制政府直接投資新的或擴建已有的經營性項目。總之，本輪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結果，不能是新增大量競爭性的國有企業。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它們一定會利用與政府的特殊關系而擠壓民間的經濟活動空間，從而不僅抵消了財政拉動的應有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列舉的這些“治本”之策都是費時費力、見效緩慢的，遠不如一個個大干快上的“項目”來得立竿見影。而且這些能夠給老百姓帶來看得見摸得著好處的“社會建設”，并不能給官員們帶來立竿見影的政績。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眼下正在走過一段極為關鍵的瓶頸期，一切就看我們的勇氣、智慧、胸懷和機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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