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關于“今后3年全國保障性住房總投資將超過9000億”的一番話，再次激起輿論對“保障性住房”的關注。此時，距去年8月13日國務院下發24號文件，強化城鎮居民住房保障，推進住房制度改革，已一年有余。

　　齊驥的一番話是對前不久中央出臺的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的呼應。在這十項措施中，“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被列為第一條。
　　時隔一年，房地產市場變化巨大，全球經濟環境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蕩。中央政府再次強調“保障性住房建設”、“保障性住房”概念再次被輿論關注，更顯出其特別意義。
　　顯見的效應當然是對經濟的拉動力。誠如齊驥所言，每年3000億元的住房保障投資，對建材、鋼鐵、建筑、裝修、家電等上下游產業投資的拉動作用，估算約為6000億元，并創造200萬-300萬個就業機會。
　　不過，這項保障民生需求的措施，拉動的還不只是有形的經濟指數，還有社會穩定指數。中央政府對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推進和完善，同時也體現了對人權的保護——保障性住房政策是對社會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權利的認同，有如對貧困人群的救濟制度。而有保障才有安全感，有安全感社會才穩定，社會穩定了才有和諧發展的可能。
　　保障性住房政策還能拉動社會信任指數，因為，一個充分尊重公民個體社會權利的政府，是值得信賴的。這一點，在經濟下滑時期尤顯得重要。只有值得信賴的政府，才能凝聚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激發各方智慧，與民眾攜手共進，共克時艱。
　　之所以強調上述兩項非經濟指數，是期望讓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要只見拉動GDP的“副業”，而忽視了其主要社會功能，以至令政策走偏。比如，片面強調保障性住房“救市”效力，盲目投入建設，使保障性住房規劃建設與城市整體規劃建設發生偏差，模糊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之間的概念。這一點，我們在過去的經濟適用房建設上不是沒有過教訓。
　　要提升上述兩項非經濟指數，就必須有制度性的保障措施。譬如“如何界定中低收入家庭”、“如何完善政府投入計劃”、“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等，都是需要探索并給出答案的問題。而不管什么方式，只有把“民生需要”而非僅“經濟推力”作為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設的首要出發點，才能有效地完成如此龐大的保障性住房計劃，造福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