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放松的貨幣政策蘊藏著通貨膨脹強力反彈的風險，而在我國目前財政狀況相當好的前提下，必然推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應對金融危機。

　　時隔十年，歷史再次重演。1997—1998年，在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從此前的高度緊縮急劇轉為強力擴張，在此前強力抑制泡沫的基礎上，那次宏觀政策的急轉彎不僅保證了中國在東亞滔天濁浪之中巍然獨存，而且推動中國基礎設施、中國經濟在東亞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大幅度躍升。今天，在次貸危機發展成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全世界最嚴重經濟金融危機之際，持續數年的中國緊縮導向宏觀經濟政策再次急劇轉向，雷曼公司垮臺至今不到兩個月，我國已經三度放松貨幣政策，第二次大面積提高出口退稅率，并在房地產和鐵路投資兩個方向上采取了穩定和刺激國內市場的措施。在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政府又決定了反危機十大對策。
　　綜觀此次決定的反危機十大對策，積極財政政策扮演了主角，貨幣政策僅僅是適度放松而已。貨幣政策不能過度放松，理所當然，因為盡管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已經崩盤，并顯著減輕了我國的外部通貨膨脹壓力，但各國救市所注入的資金動輒數千億、上萬億，更不用說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準備率了。寬松的貨幣政策蘊藏著通貨膨脹強力反彈的風險，何況我們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內需等)有可能產生成本推動通貨膨脹壓力。不僅如此，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釋放，房地產救市政策指導思想如果有偏差，可能會重蹈前幾年格林斯潘過度放松貨幣政策引爆今日次貸危機的覆轍，并進一步加深我國社會的裂痕，我們對此不可不察。在短時間內連續三次放松貨幣政策之后，我國不宜過度急于進一步地過大幅度地放松貨幣政策，并為日后保留一定的宏觀政策機動空間，避免重蹈日本濫用貨幣政策反危機結果陷入零利率陷阱多年難以自拔的覆轍。
　　就財政政策而言，與連續多年深陷財政危機、亟需重建財政的日本不同，中國目前財政狀況相當好，財政政策反蕭條空間較大：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51304.03億元，超過預算7239.18億元之多，超出幅度高達16.4%；今年1—9月全國財政收入48946.86億元，同比增長25.8%，其中，中央本級收入27098.51億元，增長25.5%；地方本級收入21848.35億元，增長26.1%；全國財政支出36428.14億元，同比增長25.5%，其中，中央本級支出7851.51億元，增長12.3%；地方本級支出28576.63億元，增長29.8%，收支相抵，財政盈余12518.72億元，其中，中央本級盈余19247億元，地方本級赤字6728.28億元(國家稅務局統計)。在這種情況下，依靠強大的財政力量啟動內需，并帶動民間投資跟進，確實是避免蕭條的有效途徑。
　　反危機急轉彎的歷史雖然重演，但此次積極財政政策與上一次的反危機對策還是有些差別。如果說上一次反危機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是基礎設施的話，那么，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特點在于改善民生和發展先進制造業兩個方面。前者重要性自不待言，“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本身就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所在，上述舉措有助于讓最大多數的國民更加公正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從過度依賴外需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依靠消費。至于后者，先進制造業，特別是重大戰略性項目能帶動、支持國民經濟全局升級，為我們奠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讓我們超越“八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的現狀，提升自己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在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崩盤有可能在國內局部市場造成“價格破壞”的背景下，此次提出的第八項反危機對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中，提高明年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提高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標準，增加農民收入，這些措施值得重視，畢竟，急劇的價格下跌對國內產業的平穩發展和從業人員的收入是重大災難。
　　我國農業和采掘業不少部門頭頂類似于“谷賤傷農”的陰影正日益濃重。為了保證我國國內保持一定生產能力，維護經濟安全，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