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33家醫藥行業協會會長已聯名上書，直言醫改方案“落實關于‘管辦分開’的醫療機構管理體制改革的路線不清晰、制度設計不合理”，并建議對其作出重大修改。而原由國家發改委、衛生部負責人任“雙組長”的醫改協調小組，也有望改為國務院兩位分管副總理直接負責。（11月3日《第一財經日報》） 

    醫療管理體制改革是醫改的重中之重，這一判斷可謂一語中的。目前，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既是醫療機構的出資方和管理者，又承擔著監督醫療機構的責任，這種“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還是俱樂部老板”的多重角色加于一身，難以使其正確和有效發揮公共衛生管理功能。
    實行管辦分離，突出監督職能，既是醫改成功的基礎和前提，亦是更大背景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這一方向不容置疑，于根本解決問題也無法繞開。任何實質性回避醫療管理體制改革的醫改方案，恐怕都會淪為小修小補的半成品，無法對應我們已付出的改革代價，也無法回應各方的高度期待。醫療管理體制之弊不除，公共衛生事業的生態可能還會一如當前：各方都是失敗者和受挫者。
    醫藥行業是看得懂征求意見稿的，所以，他們才能從自身利益出發提出建議。只有通俗易懂的醫改方案，才能讓廣大消費者參與公開的博弈。事實上，圍繞醫改，公共博弈又一次呈現白熱化。在醫患關系中居于強勢的醫藥行業挺身發言，也許有人對這種強者自辯會不滿。但是事實一再證明，利益總要說話的，縱使不讓它表達，也會以一種無序的方式得到實現。在公共決策之前，如果應有的訴求受到漠視或抑制，它往往會在實際的操作中千方百計“找補回來”。特別是在醫患關系的現場，求醫者與施術者強弱兩判時，一個遮蔽了醫藥行業利益訴求的醫改方案，苦果還得由患者吞下。正如“會場之內多些爭論、會場之外才少些沖突”一樣，決策之前，怕的不是各陳己見，而是四方噤聲。可能沒有一部政策能像醫改方案那樣牽涉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正因為如此，多方博弈的“會診”之效才格外重要。
    醫改方案征求意見稿出臺之初，人們普遍擔心兩點：一是高層統籌力度不夠，部門權力割據或者各持利益互不相讓。二是在政府主導模式下，社會方面的意見難以真正形成實質性撼動。現在看來，由副總理直接負責醫改這件關系老百姓生老病死、子孫綿長的頭等大事，有利于去除第一種擔憂。而在醫藥行業已經發聲的情形下，第二個問題變得既有所改觀又更為嚴峻：如果來自公眾方面的聲音表達不夠或者有關方面對此收聽效果不好，在醫、患、管三方關系的此消彼長下，普通患者的地位和權益將變得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