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流動，以及資本市場的貨幣創造或毀滅功能，是影響消費和通脹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已經來臨，且通脹已不是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的時候，應該注重發揮資本市場“正財富效應”帶來的“消費效應”以提振內需。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深層次動力是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要素總量投入增加，所以，要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實施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轉型，在金融資源、稅收政策等方面給企業以必要的支持，在產業政策方面加大對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的扶持力度。

    通脹水平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

    從2006年初到2007年二季度，中國股票市場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上漲近4倍之后，市場的資金開始加速流入消費市場，股市的“財富效應”開始轉變為“消費效應”，居民消費信心大增。也正是從去年二季度開始，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開始上升，二季度CPI上漲到3%以上，6月份突破4%，7月突破5%，8月突破6%。
    2007年10月份開始，中國股市開始下跌。上證綜指從6100點下跌到2008年2月的4500點左右。這段時間，投資者不僅把證券盈利部分拿來消費，而且把大量本金從證券市場撤出，存到商業銀行，或直接進行消費。2007年10月到2008年2月，中國的CPI一直停留在6%以上，其中2008年2月達到本輪通脹的高點8.7%。
    從2008年2月開始，股市的下跌開始加速，并且形成“負財富效應”和“負消費效應”。一部分投資者不再賣出，看著股票財富縮水，消費信心下降；另一部分投資者“止損”賣出，所剩的資金也沒有增加消費的意愿。于是，中國的CPI開始逐月回落。隨著上證綜指從4500點左右迅速下跌到8月份的2500點以下，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下降，通脹水平逐月回落，到2008年8月已經回落到4.9%。
    2008年9月18日，管理層出臺了三項利好措施，有效地遏制了資本市場信心崩潰的局面。雖然國際股市在金融風暴的沖擊下出現歷史性大幅下跌，但上證綜指還是有了在2000點附近企穩的跡象。預計未來一段時間會有更多資金從實體經濟逐步回流到資本市場，因此中國四季度的CPI有望進一步回落到4%以下。
    顯然，資金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流動，以及資本市場的貨幣創造或毀滅功能，是影響消費和通脹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在牛市的后期，資本市場的“正財富效應”推動通脹上升；熊市的初期，資金從資本市場流回消費領域，也推動通脹上升；在熊市的后期資本市場的“負財富效應”，會抑制消費，促進通脹回落；而牛市的初期，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虛擬經濟，同樣會促使通脹回落。

　　通脹已不是當前經濟主要矛盾

    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各國通脹形成的原因千差萬別。對中國而言，通脹并不是簡單的貨幣因素，因為貨幣即使過剩也有很多出口，并不局限于消費領域。就中國而言，證券市場可以吸納數萬億元貨幣，商業銀行存貸差以及存款準備金沉淀了十多萬億元貨幣，房地產市場可以吸納巨額資金，其余的貨幣流動性才與消費有關。
    事實上，中國這一輪通脹與上世紀90年代的那輪通脹有本質的不同：90年代那次高通脹的背景是“短缺經濟”，現在的背景是一般消費品過剩；90年代那輪通脹時，M2增速超過30%，且商業銀行沒有存貸差，這一次M2增速為16%，大量資金沉淀在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賬戶中；90年代初期中國沒有大規模的資本市場、商業房地產市場和期貨市場，一旦需求過剩，老百姓和企業都會囤積商品或原材料，而現在這些資產市場都可以吸納巨額貨幣，為企業和居民提供投資和套期保值的手段；90年代初通脹的外部背景是匯率并軌、人民幣匯率貶值造成出口猛增，而這一輪通脹的外部背景是人民幣升值、出口回落……
    總之，這一輪通脹從總需求角度看不僅僅是簡單的貨幣現象，而是與貨幣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流動和配置有關。從供給角度分析，在一般消費品過剩的背景下，沒有造成普遍的物價上漲，而只是造成以食品、原材料價格上漲推動的結構性通脹。
    所以，本輪通脹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輪受資本市場行情影響的、短期的、結構性通脹。一旦資本市場行情過了特定的階段，財富效應和消費效應發生逆轉，總需求立刻發生變化，隨著食品價格回落、國際大宗商品代表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回落，中國的通脹水平有望保持在4%-5%之間的適度水平。顯然，通脹不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

    應該大力發展資本市場

    值得欣慰的是，管理層及時地調整了宏觀調控的著力點，由年初的“雙防”，調整為目前的“一保一控”。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及時轉向，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兩次下調利率和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盡管如此，在國際國內眾多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來兩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企業盈利仍然面臨著一定壓力。預計到今年四季度，GDP增速將回落至9.5%左右，月度CPI有望降到4%以下。而2009年、2010年的GDP增長率預計在9%到10%之間。企業一方面面臨著總量回落、競爭壓力加大、消費品價格回落的壓力，另一方面面臨著工資成本剛性、原材料價格依然較高、資金利息成本過高、環保成本等壓力，因此未來兩年企業盈利仍將面臨較大挑戰。
    在這樣的形勢下，為了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穩定就業，必須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將開始進入下降周期，對于信貸規模的控制也有望放松。
    在人民幣升值、出口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應該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一方面可以形成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另一方面可以擴大直接融資促進投資增長。同時，應該重視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推動擴大國際貿易中的人民幣國際結算范圍，減少本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

    中國經濟需要新發展動力

    要真正使得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地增長，以上措施還遠遠不夠，因為所謂投資、消費、出口等“三駕馬車”并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中國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動力是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要素總量投入增加。
    比如，從1978年開始，我國實施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術和資源背景下，實現了財富增長的飛躍——這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斯密增長”：增長的動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又如，在過去二三十年里，中國通過引進外資、引進成熟技術、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長率——這可以簡單地定義為“庫茲涅茲增長”：增長的本質在于總量投入的增加。
    目前，像過去幾年實施大規模的產權改革、市場機制改革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不足；隨著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持續地增加投入，維持高能耗、低效率的增長模式也不可持續。因此必須把著力點轉移到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和微觀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等方面，我們可以抽象地把這種增長概括為“熊彼特增長”。
    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轉型，是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歷史規律。對于中國而言，4%-6%的通貨膨脹率未必是件壞事，只有讓企業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成本壓力，才能夠迫使他們珍惜節省要素投入，真正轉變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增長模式，減少國家的資源和環境成本，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戰略。當然，為了對沖企業的微觀成本壓力，國家應在金融資源、稅收政策等方面給企業以必要的支持，在產業政策方面加大對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