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謝爾比9月22日晚要求布什政府終止7000億美元的救援計劃,這對原本料想本周五會通過此項議案的財長保爾森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經濟周期性規律決定了逆勢干預的收效性往往低于預期。目前金融市場動蕩主要是起因于前期房地產市場、及其衍生證券市場過度投機帶來的泡沫破滅沖擊。按照經濟周期原理,經濟循環必然要經歷從高峰到低谷的過程,任何外部干預只能平滑經濟周期的波動,而不能完全熨平其波動的過程。
　　干預救市理論要求更為完善的救市計劃。救市的本源來自于市場本身機制的缺陷,單純的自由競爭市場因交易者的瘋狂逐利而失去其內在的平衡機制,最終導致市場本身的崩潰和交易者的巨量損失。救市的目標并不是取代市場機制,只是要將交易者的行為和逐利性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即在保障市場內在平衡機制發揮功效的承受能力之內,以此維持自由市場機制的有序運作。而此次布什政府呈交國會的拯救計劃除了關注華爾街金融機構的存亡之外,對于選擇金融機構國有化與市場化破產的標準;國有化與破產之后的金融機構如何運作與監管;最終這些機構如何重歸自由競爭市場等等均語焉不詳。難怪報告遭到了大多數議員的反對。
　　再次,委托——代理理論下的干預救市方案對于委托人（納稅人）的利益保障嚴重不足。如果將美國納稅人與政府分為委托人與代理人的話,那么嚴格來說,布什政府是代替納稅人在干預金融市場,以實現納稅人降低房貸信用風險、促進就業和刺激消費的宏觀經濟最終目標。而布什7000億拯救計劃雖然稱得上是“大蕭條”之后最大規模的計劃,但是實質上卻與羅斯福的救市計劃大相徑庭。當年新政的核心計劃是制止工業實體經濟的衰退,促進就業以拉動消費和經濟增長,而布什的計劃則完全傾注于拯救華爾街投行巨鱷,主要受益者是華爾街大腕而非普通納稅人。財長保爾森的提議也是建立新設機構來吸納早已貶值的次貸資產,以實現金融機構的脫困。
　　作為此次救市計劃的最終出資人,納稅人恐怕難以享受到救市所帶來的實質好處。華爾街大幅裁員不說,就是對于在次貸危機中受損的納稅人,其所承擔的風險并未因政府拯救華爾街而降低,只不過債權人從私人機構轉為了國有組織。同樣背負著在次貸泡沫中過度炒作的惡名,為何華爾街投行與其高管就能通過救援計劃置身事外,而普通投資者作為救助的出資人卻依然深陷其中？
　　實際上,此次救市計劃最大破綻就在于其沒有完備的應對措施。很難想象美聯儲與布什政府從去年的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之后,一直沒有提出應對次貸危機極端惡化狀況出現時的應急預案�；蛟S,伯南克與保爾森一直以為金融市場的動蕩只是短暫現象,甚至在今年4月還拋出“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的論調。在次貸危機急劇爆發之后,美聯儲與布什政府不得不轉而求助于更為直接的政府干預措施,可長達數頁救市報告充分說明了該計劃的倉促性。即便國會無法在程序上阻止計劃通過,其真正的救市效果也很難得到保障。
　　首先,救市計劃未能提出完備的金融機構救助、國有化運作與監管、私有化重返市場的一整套計劃,缺乏這樣實際操作的構架,救市的后續進展很難得到明確界定�？磥�,即將離職的布什政府極可能把這一“爛攤子”丟給其繼承人去處理。
　　此外,在金融機構國有化運作過程中并未明確如何進行有效監管的問題。如果沒有適當的監督機制,那么很難避免“道德風險”的發生。尤其是對于華爾街金融機構的高管而言,冒較大的風險進行投機以獲取高回報,或者通過內幕交易將公共利益轉移為私有利益均可能出現,而一旦風險暴露,則可通過政府補貼彌補。如果不能在后續的措施中不斷完善對納稅人的保護措施,那些機制設計上的問題僅僅靠保爾森所說的引入華爾街“經驗人士”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正是這些經驗人士將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等華爾街百年老店拖入了破產的深淵。
　　就對中國的沖擊而言,布什政府的救市計劃直接拯救了處于困境的房地美、房利美,美國國際集團等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對于直接持有數千億這些公司債券(資訊,行情)的中國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但是也應該看到,華盛頓為危機融資的主要手段依然是傳統的國債。而根據美國財政部最新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TIC)報告,截至今年7月,日本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為5934億美元,其次為中國,持有美國國債5187億美元。隨著美國救市計劃的擴大,美元匯率極可能在轉強之后再度走弱。而美元貶值之后,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就不得不面臨持續縮水的可能。
　　此外,美元匯率下跌,主要以美元計價的原油、農產品(000061,股吧)等大宗商品價格將可能再次上調,屆時對我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將會增大。最近以來持續擴大的PPI與CPI剪刀差可能面臨進一步擴大的風險,并最終給中國的企業帶來巨大成本上升和最終商品價格難以上漲之間的沖突,直接削弱中國制造業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