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日子，證監會修改上市公司現金分紅規定，受到市場極大關注。特別是《關于修改上市公司現金分紅若干規定的決定》是以征求意見稿的形式發布的，因此，“征求意見稿”引來了不少投資者與市場人士的建言，不少建言者主張不僅分紅要與再融資掛鉤，而且再融資金額也要與分紅金額掛鉤。

    也有不同的聲音。比如9月3日《上海證券報》上刊登的崔宇君的文章《不宜將分紅與再融資掛鉤》（以下簡稱“崔文”），其觀點可說是旗幟鮮明：如果公司治理健全的話，分紅政策和再融資方案都應該是由上市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決定的，不該由政府出面干涉。政府通過繼續強化分紅與再融資的掛鉤關系來鼓勵分紅是一種“反市場化”政策導向。為此，崔文主張，政府要引導上市公司分紅應該遵循市場化的取向而不是強加行政性的指令，應健全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讓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
    應該承認，不宜將分紅與再融資掛鉤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別是在一個成熟的市場里，上市公司的分紅與再融資是兩種不同的企業行為，完全沒有必要將二者捆綁在一起。正如崔文所認為的那樣，既然上市公司有錢分紅，就更不應該再融資了，分紅不僅不該是再融資的條件，恰恰應該是不應再融資的理由。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滬深股市并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重視融資、輕視回報，這是最明顯的陋習。企業上市為的就是圈錢，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往往都缺少社會責任感，缺少回報投資者的意識。如有的上市公司，上市不滿一年，就推出了上千億元的巨額再融資計劃，這完全就是把股市當成了自己家的提款機。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如果不對上市公司的分紅與再融資行為加以約束，而任憑上市公司不受約束地以“市場行為”的名義泛濫下去，那么這樣的股市，對于廣大投資者來說，就更難有投資價值可言了，它將徹底淪為上市公司的提款機。對于這一點，《不宜將分紅與再融資掛鉤》一文還是有所察覺的。因為筆者留意到，崔文所談論的觀點，是建立在“如果公司治理健全的話”這樣一個假設前提下的。但現在的情況是，這個假設的前提條件并不存在，目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根本就不健全，因此，崔文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是錯誤的。雖然崔文主張要健全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讓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但要做到這些顯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沒有5年、8年甚至是更長時間，恐怕是達不到崔文所主張的效果的。而在“如果公司治理健全的話”這一前提條件沒有實現之前，崔文的“不宜將分紅與再融資掛鉤”恐怕很難站住腳。相反，分紅與再融資掛鉤則是順應這一階段的產物，是中國股市與管理層都應該要予以正視的。因此，中國證監會在《關于修改上市公司現金分紅若干規定的決定》中把上市公司分紅作為再融資條件的做法，至少在現階段是值得肯定的。
    不僅如此，在把分紅作為再融資前提條件的基礎上，上市公司再融資的金額也有必要與分紅金額相掛鉤。比如規定上市公司公開再融資金額不超過前次公開融資以來上市公司給予投資者回報金額的2至3倍。這樣就可以避免符合再融資條件的上市公司，在推行再融資計劃時獅子大開口。如此一來，上市公司惡性再融資有望得以避免，再融資行為就會走向理性化，這顯然是對投資者利益的有力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