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央行發布了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除了按常規發布各項金融數據之外，央行還特別開出專欄討論民間融資。在該份報告中，央行對民間融資作用的評價相當積極，該報告認為：“民間借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和“三農“的資金困難，有利于打破我國長期以來由商業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壟斷市場的格局，促進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央行報告還給今后的民間融資的合法化路徑做出了指引：“應加快我國有關非吸收存款類放貸人的立法進程，適時推出《放貸人條例》，給民間借貸合法定位，引導其陽光化、規范化發展。”這一消息被媒體解讀為央行釋放的重大政策信號，其實在高層決定支持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和信貸政策放松的大環境之下，這一政策作為重大政策信號顯得言過其實，至多也只是大背景下錦上添花的一筆。我國的政策從來都不少錦上添花的材料，在大背景下人人都不希望落后。可是這種集中的政策出臺是否合適，是否會帶來風險，卻很少在考慮的范圍之內。
　　對于民間融資來說，一味的限制和打壓肯定是不合適的。它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緩解了中小企業和“三農”的資金困難，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存在為我國銀行運作和利率決定更加市場化、更加靈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很難想象一個既有利于企業發展又有利于存量資金運轉的組織會因為觸犯法律而面臨無法預測的風險。過去那些引起學界和社會爭論的民間融資案件，都是這一不合理制度最好的注腳。
　　但矯枉不能過正，民間融資由于其組織分散、制度隨意性強、運作主要基于社會關系和人際交往，在其規模擴大的過程中必然孕育機會主義行為并潛藏著風險。的確，我們有著與孫大午案類似的令人惋惜的事例，而存在更多的是各種非法集資、莊家潛逃、投資人血本無歸的案件。在前一個時段我們重視這種民間融資崩潰后的危害而將民間融資一網打盡，今天我們面臨著中小企業困境又將民間融資視為良方、奉若至寶，兩種極端的政策都顯示出我們政策制定中不成熟的一面。對于過去的政策全盤的否定是危險的，在這里我們既需要承認民間融資的合法地位，同時我們對那些的確擾亂金融市場的行為也不能再存曖昧的態度。
　　合法化必然是在一定標準之下的，民間融資之所以被稱為“地下”就是因為其利率標準突破了現行制度的規定為法律法規不容。要讓它合法化就需要雙方面的讓步，政策上對于民間融資要放松利率的限制，在一定的基準利率之下放寬浮動的范圍。另外吸納存款是民間融資生存的根本，如果不能讓小額貸款公司在吸儲方面有所突破，那么這一政策將流于形式。對于民間融資組織來說自我的限制和淘汰也很重要，無論是貸款還是可能的吸儲都必須在一定的利率范圍內，將來仍然保留現在民間融資市場上驚人的高利率將很難被合法認證。
　　央行放松信貸的信號十分明顯，而備受同情的民間融資在此次松信貸過程極有可能解決一些歷史遺留的問題。由于輿論或是其他方面的壓力，民間融資合法化得到的是廣泛的支持。在這樣一個一邊倒的情況下，保持冷靜十分重要，我們不能因此而夸大它的好處而忽略它的危害，矯枉過正往往帶來后患無窮。對于民間融資合法化這一過程來說，第一要做到的就是設定好標準；第二就是要準備好對于標準之外違法行為更嚴厲的打擊。這才是合法化的真正含義，對于現在繁榮的民間融資來說，合法化并不一定是個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