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調整”漸成熱門詞語。由于中觀層面的產業結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向上關聯到宏觀經濟增長方式，向下關聯到微觀就業與可支配收入增長，在外需不振影響出口的情況下，中國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增長方式轉變，進而推動就業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一定程度上以內需替代外需，確實可以作為抗衰退、抗周期的政策選項。但對于產業結構調整這個老生常談的經濟術語來講，含義是否足夠實在、豐富，是否真的能夠靈驗，很值得認真分析。

　　事實上，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局遠不止外需不足這一項。如用相對市民化的語言來刻畫，中國經濟更像是在承受“內外夾擊”。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所依憑的國際貿易高速增長正明顯遇阻，短期內，我們恐怕也不能指望歐洲、美國、日本經濟迅速擺脫衰退狀態，進而大幅度增加對“中國制造”的需求。在中國國內，勞動、土地、資本等要素價格無論是“輸入”還是“內生”，都只不過剛進入長期上升通道，卻已經對廠商形成巨大的成本壓力。全國范圍內各廠商出現的盈利能力下降已經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這導致原本就有“粗放式增長”病根的中國經濟面臨更大的壓力。
　　從經濟增長理論看，中國今天遇到的增長瓶頸，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都提示曾構成“奇跡”的原有經濟增長模式已不再可靠。不僅是工業，各行業的廠商都要認真面對并努力解決成長路徑修正的問題。這屬于“成長的煩惱”，也是增長曲線從收斂到發散再到收斂所必經的周期過程。無疑，作為新興市場主體，中國正在體驗周期，并嘗試學會走出周期。
　　真正的問題是，就整個產業界而言，那些出身不同的企業家眼中的“結構調整”能否真正和主政者的想法合拍，恐將直接決定本輪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相對而言，中央企業所處行業多在上游、產品盈利能力較強、融資環境較寬松，它們的結構調整更多是“做大做強”。而對中小企業而言，問題似乎更多于機遇。至少在目前，中小企業主們所需要的遠不止各級政府正積極推動的營運資金支持與經營環境改善。
　　顯見，產業結構調整對不同的企業也是存在空間方面的差異的。中小企業盡管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主體，但留給它們的產業結構調整空間仍相當有限。利潤相對豐厚、競爭水平相對較低的行業多數仍存在政策壁壘，既不能隨心所欲、閃轉騰挪，那么廣大中小企業主們所面臨的結構調整就無非是個堅持還是退出的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經營成本仍偏高的市場環境中，從事傳統大宗商品生產的企業(以紡織服裝鞋帽為例)真的能通過所謂“結構調整”完成從一個競爭性行業的弱勢主體變身為另一個競爭性行業強勢主體的過程嗎?
　　社會經濟環境歷來多變，既非實驗室，更不能做游戲。必須承認，產業結構調整的宏觀政策導向肯定是好的，但還需以更寬松、更具指導性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等作為配套。
　　如今的國際經濟形勢，留給中國進行結構調整的時間已然不多。一旦歐美經濟在三季度復蘇，則中國可能不得不重新回到世界經濟舊秩序去做“世界工廠”的工作。當下，利用中心國家經濟出現調整的機會，鼓勵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家們自由而積極地進入上中游產業領域發展，并盡快確立優勢，才是下階段中國經濟轉型的希望所在。
　　因此，有必要盡早把“產業結構調整”這個大風箏拉回到地面上來。心理學家馬斯洛講過，“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錘子，那往往會把所有碰到的問題都看成釘子”。產業結構調整也是一樣，如果僅作為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操作層面仍沿用30年前招商引資的思路，必然導致真正的市場主體們仍一頭霧水、無所適從，那就實在背離了政策初衷，效果可想而知。